根源：一把手权力集中

　　在高校扩张的几年间，学校基建部门忙碌了起来。“以前就管零星的修建，偶尔有稍大一点的项目。但那几年不一样了，很多项目甚至是同时上马。”邓晓梅说，“对高校基建部门的人来说，项目管理的要求提高了。”

　　这个时期，高校的基建部门多采取了矩阵式的管理模式。以武汉大学为例，基建管理部由部长总负责，下设机构为部办公室、校园建设规划与土地管理办公室、基建项目管理办公室、项目投资与预决算办公室、技术管理办公室，然后由各办公室配合同时完成几个项目。

　　孙义认为：这一模式存在着天然的缺陷——部长拥有计划审批权、合同签订权、付款批准权、决算结算审批权、工程分包审批权等等。由于所有职能科室都设在基建部门，基建处长有权干涉、决定一切基建业务流程，权力过于集中。 “这种管理模式是基建领域通用的，如果说有问题，那也是基建腐败的共性所在，就像招投标制度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存在腐败一样。”邓晓梅表示。

　　而高校的基建腐败的“个性”，很大程度上源于部门的基层人员素质不够高。

　　邓晓梅曾经考察过北京奥运场馆的基建项目管理，高校和政府分别承担其中一部分场馆的建设，邓晓梅印象颇为深刻的是，“当时高校自管的基建项目和由北京2008工程建设指挥部集中管理的基建项目相比管理水平有明显差距。”她说。这是因为政府设置的集中式专业管理机构有条件从全社会聚合起“精兵强将”来管理项目，但高校主要还是只在学校范围内找一些懂基建的人来做项目，甚至有的就是普通老师兼职，时间精力投入和专业化水准都难以有保障。

　　邓晓梅分析说，“具体操办人员的专业化能力对预防腐败也是有相当大的作用的。比如负责采购的人，如果他不是很清楚两个东西究竟哪个对项目更好，当领导作出错误决定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从专业角度去反驳，去让领导清楚了解错误决定的风险后果。而本着谁做决定谁担责任的原则，他们更不愿意去承担做决定的风险。这就使得一把手的权力过大。”

　　比如在阜阳师范学院，尽管每一个工程都要走招投标程序，但时任阜阳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的张登歧利用分管新校区建设的职务便利，“想让哪家建筑单位入围就入围，想给谁打多少印象分就打多少分，倾向于谁中标谁就能中标，少有人能提出不同意见”，最终因受贿50余万元而被判刑。

　　在孙义调查的100名高校基建部门犯罪人员中，原任单位或部门“一把手”(起决策作用的分管基建校领导、基建处长、其他部门正职负责人)的为75人，占到总人数的3/4，其中，原任正厅级职务的为12人。

　　膨胀：监管的空白

　　根据孙义的调查统计，高校基建犯罪人员从初次犯罪到被查处为止，犯罪持续时间最长的为12年以上，平均持续时间为4.56年。人均犯罪次数为11.47次，最多的达74次。

　　此次武大腐败案，如果从2000年修建校外公寓时算起，至今已有9年时间。而根据媒体报道，此前不断有人检举，但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更有甚者，今年5月在相关部门调查武大基建工程腐败案时，陈昭方、龙小乐两人被“圈定”。可在接下来的6月24日的“全校干部大会”上，校党委书记却宣读了来自教育部的文件——《教育部关于陈昭方等职务任免的通知》,任命陈昭方等为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正厅级)。

　　类似于这样“带病提拔”的状况，在孙义调查的100人中，在平均持续4年半的犯罪持续期内，没有一个人因为实施犯罪行为而职务下降，相反还有32人因为“工作实绩突出”得到提拔重用，接近总人数的1/3。

　　要发现高校基建领域的腐败为何会如此之难？除去龙小乐这样的人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之外，在监管上也存在着诸多不完善。

　　孙义表示，高校纪检审的干部对基建管理——尤其是工程技术及预决算等方面，并不在行。尽管他们也全程参与项目建设的全过程，但所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譬如工程招标，由于并不懂得工程预算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因此也就不能发现评标过程中黑箱交易；由于没有工程专业技术知识，对于现场签证的必要性不能把握，由此也就不能发现可能产生的各种作弊行为等。

　　而邓晓梅则表示，由于高校项目很少外部审计，而内部的审计部门、会计部门与基建部门都同属于一个学校，又都由校领导主管；大家相互之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对上级领导则更难以有约束，因此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很难得到切实保证。

　　按照高校自主管理原则，对于上述问题，加强校内民主监督或许可以弥补其不足。但实践中，高校的教职员工由于对基建不能深入其中，教代会以及校务公开等监督也没有真正形成气候。在对武汉大学的采访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接触到的多名教师均认为，教代会难以发挥大的作用。“你给我各部门的财务报表，我也看不明白。最好是能给我提供一份由独立的第三方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报告。”一名教师代表如是陈述教工代表的监督权的实际缺乏。

　　高校之外，主管部门则“鞭长莫及”。比如对武汉地区教育部所属高校，以及在十堰、恩施等武汉外市州的省教育厅所属高校，当地教育、财政部门“既管不了它的帽子，又管不了它的票子”。即使是对省属高校，湖北省省财政厅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处处长周学武也曾对媒体坦陈，过去主要只管其经费的划拨，报表的审核等，至于高校怎么“花钱”，主要靠高校自主管理。“因为高校经费来源是多渠道的，不光是财政拨款，所以许多不必经国库集中支付这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