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27日电 近年来，一个又一个道歉官员的面孔出现在人们眼前，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道新的风景线。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最新一期刊发了系列文章，剖析“官员道歉”。文章称，官员道歉体现了公民意识的提高和官员官德的提高，同时也指出，很多道歉流于形式，甚至沦为某些官员公关“作秀”的方式和职能部门“规避责任”的工具。

　　官员道歉体现公民意识提高

　　署名为长子中的文章提出，官员作为公民的一员，有必要为自己错误的施政行为或权力范围内的各种不作为或损坏人民的行为，向人民和社会道歉。这体现了公民意识的提高和官员官德的提高，为政治民主进步提供了更强大的动力。

　　文章说，曾几何时，官员们已经习惯了处在金字塔的顶端，囿于中国现有的行政运行制度和政治伦理，官员即便不作为也依旧我行我素，对“道歉”讳莫如深，让他们俯下身段向社会、民众鞠躬道歉认错，本身也是官员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表现。随着社会力量的不断成长，面对来自社会的民意压力，如果官员继续保持僵化的思维模式和治理模式，势必使自己为时代潮流所抛弃。

　　文章指出，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实现者和维护者，当公共利益受损时，向社会道歉，其实就是正视矛盾，向公众承认自己工作的不足，向公众承诺改进工作的决心，是对自身管理职责的一种尊重，也是理性看待自己过失，严于律已、敢于担责的表现。并且，向公众道歉的举措，有利于在短时间内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避免事态的激化；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上为政府应对矛盾赢取一个缓冲期，对解决好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

　　道歉成某些官员“作秀”方式

　　文章分析了官员道歉存在的问题，指出，目前官员道歉整体状况仍然处于自发与非制度化的阶段。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一套基于官员职位、职权、职责一致性基础上的、运行自如的现代政府问责的制度化体系。如此局面也就造成，失职官员的道歉仅仅在私德意义上存在，无法上升为政治意义上的道歉。

　　就当下看，先前的不少道歉，大多基于官员自身的责任意识,仅取决于领导者的自省和觉悟或者是迫于社会舆论，这样就使得道歉流于形式，以至于形式大于内容，不少道歉过后，“失误”依旧没有改进。流于形式的道歉，不利于责任政府的建立，也不利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与政治伦理。并且，道歉太多而过错又未见解决,那么政府的公信力将大打折扣，公众也会逐渐失去信心，对政府公共政策的信任包括对政策制定机制的信任和政策绩效的信任也将会降低。

　　道歉有时并没有成为提高管理水平的正面措施。一些官员或政府出现失误后,不是将道歉作为提高管理水平的正面措施，而是作为消极防御的手段，当某一方面问题成堆，引起社会强烈反应时，才出面道歉，谋求改正，因而总是陷于被动。虽然一些官员也知道，民众的不满是压制不了的，压得了一时，压不了一世，但他们总是漠视民众的需求，不把民众利益放在心上，总是抱着侥幸心理，试图将民怨压制住。更有甚者，以道歉柔性地选择回避而不是勇敢地直面责任。

　　文章还指出，道歉成为某些官员逃避责任的“避雷针”，沦为公关“作秀”的方式和职能部门“规避责任”的工具。一些政府或官员向社会道歉，只是政府问责中一个表层姿态。如果没有相应的督查、追惩措施，“道歉”可能异化为别有用心者逃避责任的烟幕弹，问责的作用也将大打折扣。一些道歉是假，害怕上级追究是真；一些道歉不是基于没有解决好人民利益问题而反躬自省，而是害怕自身利益受损，是在实践一种规避责任的行为，保护自己的权力。

　　道歉不能取代究责 监督才是猛药

　　署名为任建明的文章提出，精彩的罪己式“道歉”，仅能说明领导对问题重视了。“公开道歉”不是根治症结的良药，形成有组织的公共舆论压力和社会道德强制力，监督官员承担政治和道义责任，迫使其克服行政不作为现象才是猛药。

　　文章分析说，道歉的功能主要限于道德层面，而不应该被夸大。道歉是担任公职者因为履职失当、失误，而潜在地给公共利益造成损失的一种道德责任的体现，具有社会道德示范的效应，也是勇于承担公职责任的一种反映，以求得公众的谅解，弥合官员和百姓、政府和社会因失误、失职而引起的情感裂隙，拉近彼此情感间的距离。但是，道歉的道德功能绝不能替代个人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政治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文章称，如果以道歉推脱官员个人或政府应承担的其他实体责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就是对官员道歉的误解甚至是滥用，是极不可取的。

　　文章提出，道歉应该及时，越及时效果越好，越迟缓负面效应越大。第一时间最好，即使因为各种原因，时隔日久，在得知真相或者在真相被披露的第一时间，就应该尽早道歉。

　　文章还指出，道歉的方式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形式一定要服务于内容，如召开新闻发布会、在报刊上登载道歉申请、写道歉信、罚薪等。在道歉的方法和方法上可以富于创意，可以不拘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