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兼并重组，最近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其成为焦点的缘由，在于不少人把它概括为充满政治色彩的4个字——“国进民退”。

　　就像十余年前“国退民进”曾是个非常敏感的政治说辞一样，在今天，“国进民退”也仍是个很敏感的政治说辞。一扯到这样的“主义”高度，山西煤炭整合重组的原始动机以及采取的手段是否科学有效，就很容易被忽略到一边。《山西发行政命令要求民间资本退出煤矿引争议》这样的新闻标题，《山西煤矿“国进民退”让人痛心》这样的评论标题，一下子就把具体事件给超越了。

　　我查阅去年9月发出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原文，其“思路目标”是如此表述的——“通过大型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中、小煤矿，形成大型煤矿企业为主的办矿体制，通过科学整合，合理布局，关小建大，扩大单井规模，提高煤矿安全保障程度，提升煤矿整体开发水平。”可见，其重组行动的动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煤矿安全，二是“提升煤矿整体开发水平”，也即提升资源利用率，减少对环境、生态的破坏等等。

　　文件中的具体政策表述，并没有把“民间资本”排斥在外——“国有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可采用资产划转的方式；非国有之间或非国有与国有之间煤矿企业的兼并重组，可采用资源、资产评估作价入股的方式。”

　　就实际重组过程的有关报道来看，“民间资本”也并未被强制退出，前提是你自身规模已经足够“大”。《瞭望》新闻周刊最新报道指出，山西全省经过兼并重组以后产生的90个企业主体中，地方非国有集团公司就占了33个，占了三分之一强。煤炭大市朔州“通过整合，形成了国有和民营企业各占‘半壁江山’的办矿格局。”在民营经济较发达的吕梁市，民营煤炭企业的矿井数和产能都占到了60%。

　　由于现有的绝大多数非国有煤矿都是小煤窑，他们当然有“退出”的苦恼。但其“退出”的原因，并非是“民”的身份，而是“小”的身板。

　　在这一轮兼并重组中，是否涉嫌对私企“强买强卖”，是一个真问题。根据“全省煤炭矿井总数由2598座减少到1000座”的重组计划可知，大多数的矿井将在兼并以后被关闭，除非将来新建较大规模矿井，接收来的这些矿山资源的开采权将一直处于搁置状态。因此对于接收者来说，这并不见得就是一桩赚便宜的买卖。

　　事实上，在被矿难扫落的乌纱帽已如山积的山西，应该早就不再背负什么“国有主导”的包袱。只要能减少矿难，哪还会管你谁“退”谁“进”？！煤炭安全专家现在说，“兼并重组整合全面结束，煤矿全面采用机械化综采后，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将减少74%”。那么，山西省政府当然就甘愿担着“国进民退”的名声，去抓“关小建大”。试想，如果煤炭安全专家们的意见相反的话，山西省政府可能也会毫不犹豫地“关大建小”，搞“国退民进”的。

　　到目前为止，关于山西煤矿“国进民退”的争议，可以说基本上都是放了空炮。毕竟，关于究竟是否大矿更安全的问题，“公共”人士贡献不出“专业”的意见，也就只能偷懒，把“问题”化约为“主义”，从而进入自己擅长的论域，在云层以上高举高打。

　　这还不算是最偷懒的。最偷懒的论者如非常活跃的青年经济学人周克成，直接就把“问题”完全等同于“主义”，认为安全生产的关键不在规模大小、水平高低，而就在于私有化。因此，他匪夷所思地批评：“明晰、界定到个人的产权制度，能够大幅、有效地提高煤矿生产的安全性。但山西省政府却要大型国企兼并重组私营煤矿，这不是恰恰把保证煤矿安全的最佳根基给抽走吗？”而据统计，山西大约90%的煤矿事故都发生在地方小煤矿，主要是私营的小煤矿。——这周先生是不是在说梦话？

　　不久前，他已经说过一次类似的梦话。针对成都公交汽车燃烧事件，他在事发当日就一口咬定：“毫无疑问是人祸，实实在在的人祸，百分之百的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由政府垄断包办的城市公交制度。”吊诡的是，事件的调查结果，却是一起特大故意放火刑事案件。人祸确是人祸，只不过与是否国有无关。

　　其实，放弃偷懒的想法，面对真实的问题，学者、论者们有许多功课要做：为了保安全，做大以后的国有矿和私有矿，在内部管理上分别有哪些缺陷需要改进？在外部监管重点上应有哪些不同？为了长远发展，如今这些新做大了的国有煤矿企业，将来的体制、机制改革该如何规划？

　　就像私企的安全问题真实存在一样，国企特别是矿山类老牌国企，体制的僵硬，管理的粗放、颟顸、低效，也确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关小建大”眼瞅着就办完了，即便安全生产形势就此根本改观，国企的这些老问题也会马上再让山西的各级官员们失眠，尤其是在煤炭市场需求发生剧烈波动的情况下。(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