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变话”的细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一些政府部门正在努力从传统管制型政府过渡到服务型政府，使官民关系由过去的“命令与服从”型开始转向可商议、有妥协的互动模式。

　　不久前，江苏省睢宁县发布《关于会议讲话强制终止制度的意见》，对流行于会场上的“正确的废话”说不。这是该县发起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开始后，第五次出台相关红头文件。此外，当地还对干部提出了包括“谁说的你找谁”、“你愿意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等在内的63句禁忌语言。(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总结近年来的中国变化，话语体系的变化早已让人眼热心动。相较社会话语、网络话语变化之一日千里、万千气象，一些落后于时代的某些官方话语虽然变化缓慢，但毕竟变化已经开始。

　　举例说，时隔20年后再次出版的《党的建设辞典》删除了“修正主义”等活跃于特殊年代的革命话语。同样，今年8月份云南省陆良县发生一起警民冲突时，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新闻媒体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此项改革同样赢得了社会的掌声。显而易见，这一“变话”细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一些政府部门正在努力从传统管制型政府过渡到服务型政府，使官民关系由过去的“命令与服从”型开始转向可商议、有妥协的互动模式。

　　具体到当今会场，网上那句著名的顺口溜———“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可作印证。对此，许多官员也坦承这些“官话、套话、大话、废话”疏远了官民之间的距离。从政治传播的效果来说，上述“四话”在政治说服与解决问题方面更是适得其反。

　　以人们的日常经验，常见又近乎相悖的是，某些干部在酒桌上或者其他私下场合妙语连珠，而在主席台上讲起话来竟是毫无生趣。更无生趣的是，那些在台下听得厌倦的官员，一旦走到主席台上、麦克风前，同样热衷于发让人昏昏欲睡之言。面对这样一种让人实在不敢恭维的会场文化，改革自是迟早的事，区别只在于哪个地方先试水。

　　尽管睢宁改革虽只是顺应常识，顺应人之本性，但仍不失为一股清新之风。只是，每一项改革，在其推进的过程中，又都少不了遇到惯性和阻力。惯性既来自弊端的日积月累，更来自人们的心理上的怠惰与被动适应。积弊久而久之，便会将此弊端物化为环境的一部分，日日“顺其不自然”，即使人们对其有所察觉也没有改变它的动力。至于阻力，则来自利益的盘根错节，改革触动的利益越大，阻力也就越大。

　　事实上，从2008年开始，睢宁便已经发起了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文件也下了一个又一个。之所以未能像其他某些动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官员仍认为———正如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所批评的那样———“讲套话、废话没有风险”。

　　“讲套话、废话没有风险”，反过来听就是“不讲套话、废话，就有风险”。为什么？为什么至今有那么多官员是愿意将讲套话、废话与官话作为自己仕途上的护身符，显然不只是官员素质问题所能解释。

　　会场是一面镜子，它可以照见一个时代有着怎样的精神风貌，是积极向上，还是随波逐流。在追求政治文明的今天，每位公民都知道，会场上最动人的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而是直面问题、诚恳面对听众的每一句真话。倘使官员只知讲一些空话、废话，其结果必然是既浪费纳税人的钱财、也浪费官员自己与听众的生命，原本需要讨论的问题没有得到认真讨论，原本需要解决的问题得不到真正解决。 □秦关(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