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开展近一年来,全国共办理33万起长期无法执行的案件，执结标的额约3430亿元

　　近日，一起拖延了近3年的执行案件终于画上了句号。

　　2006年，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涉案标的近200万元。由于被执行人——青岛一家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某将公司财产转移，导致案件长期无法执行，申请执行人不断上访。尽管法院通过多种渠道寻找，但曹某始终不知去向。

　　去年11月，全国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启动后，公安干警多渠道查找发现了曹某的电话和行踪，经过多日跨区排查蹲守，发现曹某从外地归来，执行法官协同公安干警迅速出击，将曹某拘传至法院，这起长期无法执行的案件最终得到解决。

　　这只是发生在全国法院集中清理执行积案中的一起个案。

　　为保证生效判决的有效性，保护当事人的胜诉权益，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11月在全国部署开展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介绍，截至10月13日，全国共办理长期无法执行的案件333369件，执结标的额约3430亿元。

　　从自身查找原因

　　破解“不作为”、“乱作为”

　　判决执行不了，是对法律尊严的莫大讽刺。在我国，执行难是长期存在的顽疾。

　　“我们并不避讳，有相当一部分‘执行难’的问题是由于法院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俞灵雨坦率地说，由自身原因造成的“执行难”，主要表现为“不作为”和“乱作为”。

　　在一些地方，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尽管当事人提供了财产线索，并且被执行人有财产，但是法院以一种消极不作为的姿态，不采取法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比如有财产不去查封，或者查封以后不按规定对财产进行评估，评估之后不按规定要求进行拍卖。人们一般称这种现象为“不作为”。

　　“而‘乱作为’就是违法的问题了。”俞灵雨介绍说，比如超标查封，本来1万元的执行标的非要查封2万元的财产；违法查封，不是被执行人的财产也要去查封；违法变更追加当事人，把与本案无关的人追加进来，执行其财产。此外还有违法评估、违法拍卖、违法处分等情况，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解决“不作为”和“乱作为”，要从优化执行机制开始，核心问题是实行执行权的分权制约机制。今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要把执行权界定为执行审查权和执行实施权，并分别由不同的内设机构或者人员行使。

　　“以前，执行案件是一人包案到底，从头到尾办下来，执行权太大、太集中，弊端比较明显。”俞灵雨解释，执行实施权包括了财产调查权、财产控制权和最后的财产分配权，这3个权力之间也要分开。通过一系列分权制约，以前过于集中的执行权得到了分割和限制，使“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得到了制度约束。

　　为了杜绝“不作为”、“乱作为”，全国法院系统开展了专项整改活动，还成立了“法官违纪违法举报中心”网站。据统计，从今年5月6日开通至今，网络举报中心已受理举报近2万件。

　　探索部门合作联动机制

　　破解“协作难”

　　长期以来，“八难”一直困扰着一些法官：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人财产难寻；协助义务部门难求；查扣财产难动；特殊主体、特殊标的难碰；法律有缺陷时难办；抗拒执法难究；法院掌握资源少的自身问题难解。

　　过去一般都是单纯依靠当事人提供被执行人线索，由法院查找“老赖”。这种传统的执行方式显得势单力薄。

　　青岛中院通过对多年的执行案件进行分析，发现除部分被执行人确实因无可执行财产无法执结外，大量案件都属于“老赖”使用各类花招恶意逃债。

　　青岛中院院长邹川宁认为，“老赖”逃避执行的手段花样百出，不用侦查手段往往很难找到。公安机关掌握着独特的信息资源，能够有效地查找被执行人的行踪和财产情况。2008年12月，青岛启动法院与公安执行联动机制：对于被执行人住址不明或连续三个月下落不明的，即列入法院委托公安部门查找被执行人的范围，法院向公安部门出具委托查找函；公安部门根据法院提供的被执行人身份信息，启动查找程序，一旦发现被执行人，即随时通知法院，由法院采取相应措施。

　　“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开展以来，部门合作联动机制在全国得到推广。湖南、河北、云南、江苏和新疆等地法院与公安、银行等单位紧密协作，综合治理执行难，严格限制拒不履行债务的被执行人的投资、置产、消费，使大量长期难以执行的案件得到妥善解决。

　　让执行在阳光下进行

　　破解“监督难”

　　今年年初，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开展了一次“市民体验执行”活动。通过当地媒体，五华区法院策划了活动方案，并刊登了征集公告，从报名者中随机抽取了在校大学生、律师、公司职员、个体户等各行业的体验者，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起视察了20件专类案件的执行工作，当场执结案件4起。

　　昆明中院副院长张国维说，“执行过程的公开透明，有效排除了法外因素对案件执行的干扰，避免了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人民法院‘暗箱操作’的猜疑，提高了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

　　引入社会监督，是完善执行工作监督机制的重要环节。目前，全国很多地方都设立了专门的执行监督员，他们有自己的职业，向社会公开，采用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形式监督案件执行，有些地方还明确要求执行案件时“执行监督员”必须在场。不少地方法院还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案件执行，一方面使他们更加了解法院的执行工作，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监督作用。

　　执行案件的网上查询系统，是完善执行工作外部监督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年3月30日，最高法院面向社会开通了“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上平台。目前，通过这个平台可查询617万个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

　　在完善法院系统的内部监督上，最高人民法院也推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今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首批廉政监察员任命仪式，7位资深审判长被任命为专职廉政监察员。在审判、执行部门设立廉政监察员被誉为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开出的新“药方”。据统计，目前，全国法院共有专职和兼职廉政监察员22000人，其中专职监察员1800人。

　　“执行难是由多方面因素引起的。解决执行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改革执行体制、健全执行机制以及提高执行队伍素质等多个方面。”江必新认为，执行机制、监督机制的完善，在推动“执行难”问题的解决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记者 白 龙 王比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