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蔡国强 中新社发 傅丹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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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 1957年出生,福建泉州人,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蜚声海内外的当代艺术家。
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蔡国强使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创作作品,取得了巨大成功,近年来成为国际上最受瞩目的中国艺术家之一,其艺术创作对西方艺术界产生了巨大冲击力,西方媒体称之为“蔡国强旋风”。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2009年国庆焰火总设计师,他的作品见证、辉映了这些伟大的历史时刻。
“那时候......”
建国100周年时,已经不需要阅兵来表现自己的强大;即使阅兵,海陆空三军的展示将更像艺术表演。
可能还会有焰火表演,但已经不是我在设计了。
类似奥运会、建国100周年的庆典,已不需要举国动员,那样,这个国家才真正健康了,像有的国家搞奥运,基本上就是那个城市自己在筹备。
那时候,整个社会会更宽容、更理性地对待各种不同声音。
那时候,手上的这本中国护照,走遍天下,将会被尊重了,这是我的期待。因为我搞现代艺术,总是在全世界飞来飞去,发现这是一本在全世界最不受尊重的护照之一,你把它往海关一放,他们就说:中国护照,怎么没有签证?好像你犯罪一样。
1992年我去新加坡,带了20多个日本人,有助手、翻译、随行记者,一到那儿,还剩5个小时的转机时间,新加坡很小,大家都想出去玩,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走前面,我走后面。前面的日本人走过去盖章都是“砰砰”的,很顺利,他们通过之后都在那儿等我,我刚走过去,就被海关拦下:你是中国护照,没签证怎么可以进去?
当海关工作人员知道我是艺术家,那些日本人都是我的随从,不免有些惊讶,随即打电话给新加坡航空公司,让他们写一个保证书,押在海关,才让我出去。这让我很不舒服。
我的女儿已经20多岁了,从小和我一起生活,她现在还是中国护照,我们经常四处碰壁。比如我们要去罗马展览,阿姆斯特丹转机,只需要从第3号登机口到第5号登机口,很近,可他们就是不让我们过去,因为没有进荷兰的签证。航空公司只好把我们转到瑞士,再转飞机过去。如果是坐国际列车,那更惨,通常会被要求立即下车。
我和我女儿讲,要解决这件事,有两种办法,一是换护照,使我们变得方便,还有一种就是每次挫折都提醒自己要努力,让这护照受人尊重。现在我到一些国家,他们看到我来,常会让领事来接见我,和我合影。其实我还是中国护照,但因为我的努力,赢得了尊重。我希望以后我们每个人的护照都能受人尊重。
我说的都是“正常”和普通的要求。我们国家也在一步步“正常”起来,就比如我现在做国庆60周年庆典相比较奥运就难做一点了,这个难做,是艺术家难做,政府难做——从中央到北京市一级政府,拍板决策时,都要考虑到民众的反应和法律法规。50周年大庆,焰火可以打12寸,现在警方要求只能打6寸,因为这是安全距离。为了艺术效果,我坚持要求再打大一点,最多他们给我升到8寸,而且还要经过很多论证,拿出很多方法去解决法规的问题。我虽然增加了麻烦,但知道这是一个好事——政府开始不能随心所欲了。
那时候,建国100周年,稳定已经不是国家最大利益所在。人们可以自由地呼吸空气,放心地喝水,放心吃东西,这其实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现在却常常变得不那么简单。
到了那时候,取而代之的是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全人类的生态问题等等。
不透明就使人感到担心。现在,外界对我们的担心并没有完全消除,就是透明度还不够。这一次阅兵,我们基本上展示了最好的装备,我感到,有这样的军事实力做后盾,在国际上反倒要放下“架子”,就譬如你三拳两拳能把别人打倒,就更不该轻易动手了。不要声音很响,应该更加平和一点。
那时候,世界会觉得中国人好玩儿,幽默、浪漫而轻松,那时候世界才真正感到中国人多,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中国人个性会更加解放。现在中国人虽然数量很多,但在世界上能发出声音的人却很少,我们在做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列出一个表,想把“中国脸”展示给世界,列来列去,只有姚明、成龙、郎朗、刘翔、章子怡、李连杰,再往下找:×××,没有人认识。那个×××,也没人认识,这么大的国家,人“少”啊!
现在说中国人在世界上多么有影响力,都是假的,只有一个姚明或者成龙,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你看美国,好莱坞、NBA明星层出不穷,在世界上各个人群中都有各自影响力,那才是一个良好的状态,所以我期望,建国100周年,国家的形象会因为个人形象的彰显而凸显出来。
那时候,中国人即使得到诺贝尔奖,也不会特别的欣喜若狂,举国欢腾。一些事情的意义,不再会被无限放大。一定程度上,就像现在的美国,学者得了诺贝尔奖,学校也不会去刻意宣传,获奖者会得到适当的赞誉,比如一个免费的永久性车位,这是很了不起的荣誉。
那时候,中国会有更多的慈善机构,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个人、财团、企业集团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国外的艺术家能很方便地在中国申请到基金赞助,就像我,在国外一直接受各种慈善机构的基金赞助。
那时候,中国的传统文化会真正影响到世界,哲学态度能够更多、更深地介入到国际事务的处理过程中。那时候就会感到,其实普世价值也包含中国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一些优秀的哲学内核都会成为人类社会普世价值的一部分。比方西方的哲学思想,认为矛盾非解决不可,在价值观、制度、文化中都要分出对与错,而在中国的哲学中,世界本身就是矛盾的,很多问题其实就是无解的,但是我们要寻求一种平衡的状态。使得矛盾不激化到不可控制。
那时候,领导人开会的镜头将会成为真正的新闻,现在,主流新闻中领导人开会的镜头太多,那其实不会成为新闻,而在建国100年的时候,人们再看到领导人开会的镜头,第一反应就是:出什么大事了?
那时候,中国人在世界说话,真正能够被听到,世界也才真正能够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的情况。(蔡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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