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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自然是一个很好的提议，但是其前景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反省程度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0月10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刚刚落下了帷幕，外界就三国将构建更为紧密关系的话题议论纷纷。然而，三国共同面临的历史问题，却将是构建更为紧密关系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鸿沟之一。

　　10月7日，日本外相冈田克也抛出了试探性建议，他表示，“日中韩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是解决历史纠葛的最理想办法。”尽管此前三国在共同研究历史问题上已经展开了合作，但这也是迄今为止日本官方对此话题作出的最为积极的表态。

　　此言一出，中韩两国学者备受鼓舞，但也引起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诋毁和反扑。

　　冈田主张具有试探色彩

　　“我们能够理解战争受害者的感情不会轻易化解。”冈田克也在当天的演讲中表现出了他一贯开明的历史观，出身于工商世家的冈田曾指责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

　　冈田克也选择在小规模外国记者非正式聚会上提出“合编历史教科书”的主张，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吴怀中对《国际先驱导报》指出，这在外交战略上与执政的民主党“重返亚洲”的步调是一致的，在策略上也具有试探性色彩。“冈田此举是日本‘亚洲外交’的重要一环，日本要实现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愿望，仅仅有中日韩三国经济利益上的契合是不够的，更需要文化观念上的共识，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将是三国增强互信、解决历史问题的重要步骤。”

　　日本文部省此前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日本现在的人口中，战后出生的人占70%以上，40岁至60岁的人大多是从上一辈人的口述中获得对二战的感性认识，而青少年则很难从父母的口中获得任何感性认识。因此，历史教科书成为了塑造日本年轻人历史观的主要途径。

　　中日韩三国合编历史书早有先例。2002年，为了批驳日本扶桑出版社2001年编纂的右翼教科书，参加东亚和平论坛的三国学者历时两年时间共同完成了《东亚历史共同读本》一书。该书编写者之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三国合作编写历史教科书，是促进亚洲和平的积极行动，对促进面向未来的共同历史观具有积极意义。

　　教科书成日本右翼最后阵地

　　冈田克也的建议得到了韩国政府的积极回应。10月8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高官表示，“三国合撰历史教科书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但这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即便着手合撰，也将是长期课题。”

　　据了解，韩国学术界正在讨论“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的技术事宜。韩联社10月9日引述一名外交人士的话称，“(韩国)民间已开始研究韩中日合编历史教科书的问题。编写的过程中要考虑各国特殊的历史情况，但这将是一次艰难而积极的尝试。”

　　然而，冈田克也的建议在日本国内却引起了争议。右翼军事评论家佐藤守打响了反驳第一枪。日本《产经新闻》10月9日引述佐藤守的话称，“他(冈田克也)面对外国记者说出这样的话将造成怎样的误解？说什么日中韩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真是疯了。”此外，还有大批日本右翼分子在东京和名古屋等地聚会，大骂冈田是“卖国贼”。

　　对于日本国内的争议，吴怀中认为，目前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逐渐淡出了东亚政治的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因此成了日本右翼势力不能放弃的最后阵地。

　　前景取决于日本历史态度

　　10月10日下午，本报记者在日本驻华大使馆主办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媒体吹风会上获悉，作为中日韩文化教育合作的主要项目之一，东京将在11月份承办学术交流会议，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问题有望在会议上加以讨论。

　　不过，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的前景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反省程度。右翼势力对此的剧烈反弹，令人对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的前景难以乐观。

　　2008年4月，德国与法国合编历史教科书进入两国中小学课堂。当时，代表德国政府出席发布仪式的柏林市长克洛斯·沃瑞特曾表示，但愿中国和日本能够仿效德国与法国的经验。

　　吴怀中认为，法德合编历史教科书确实为中日韩解决历史问题提供了范例。但他强调，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对东亚来说，是个难题，主要障碍还是在于日本方面。尽管2002年中日韩三国合编的《东亚历史共同读本》是一个突破，但由于当时日本知名的大出版社不敢接手，实际上日本方面是由一家仅有6名员工的“高文研”出版社负责的，出版发行遭受了冷遇。当时，日本主流社会缺乏反思和解决历史问题的勇气。

　　吴怀中分析说，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日本国内对侵略历史的认识和反思，还远没有达到德国的程度，日本右翼团体不断骚扰阻挠，执政的民主党内部来自不同的阶层，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分歧。这也是冈田小心谨慎发出试探性言论的原因。此外，日本教科书实行严格的审定制度，日本右翼势力肯定会以此为手段加以阻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