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信访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长期以来，信访制度在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在绝大多数上访者有着合理合法诉求之外，也确有极少数人借“上访”之名无休止地提出无理要求，以闹事制造“压力”要挟地方政府；而一些地方为了“息事宁人”，一味迁就、退让，甚至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无条件满足恶意“闹访”者的漫天要价，造成信访工作严重扭曲变形，陷入“该解决的不解决，不该解决的乱解决”之怪圈。

　　“闹访”之痛

　　本刊记者 李钧德 范春生

　　“闹访”者的漫天要价

　　南京郊区农民张某，从2003年开始，因拆迁补偿问题多次采取穿状衣、打横幅、喝农药等极端方式上访。据介绍，张某原有住房面积154平方米，2002年因大型公用设施建设需要，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对张某的住房进行拆除。按照当时的拆迁政策，张某获得了拆迁补偿金29万余元(当时当地的房价约为1800元/平方米)和一套6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其后，因拆迁问题张某多次大闹政府部门，并攀爬国家大型活动倒计时牌。无奈之下，相关部门又给了张某一套77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2005年4月，张某提起民事诉讼，经法院调解结案，这次他又得到6万余元“补偿款”。在民事调解书中，张某承诺不再就补偿问题提出任何异议及诉讼。

　　但从中尝到“甜头”的张某并没有信守承诺。此后的几年中，他还是时常到相关部门上访，甚至扬言要携带汽油与他人同归于尽。去年奥运期间，张某再次向相关部门开出“天价”：5套80平方米装修好的住房，另加150万元补偿金，否则他就要制造“有影响的事件”。事实上，类似张某这样以极端方式要挟政府，试图达到个人不合理目的的“闹访”者还有不少。

　　张兴武是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的一名基层信访干部。9月25日，他在接受半月谈采访时说，自己从事信访工作5年多，专门负责在信访大厅接待上访者，“闹访”现象几乎每个工作日都会发生。记者调研发现，目前“闹访”行为升级后，主要表现为跳楼自杀、封堵道路、封堵大门等，更有甚者使用暴力，不但扰乱社会公共秩序，还严重威胁工作人员和其他人的人身安全。今年40岁的辽宁省彰武县人罗某曾因涉嫌盗窃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被取保候审。其间，罗某到处上访，虽经司法机关调查和裁决，但他依然不满，多次上访并以自杀等极端手段相威胁、闹事，并将劝说其息访的高某打伤。

　　地方政府无奈的背后

　　河南某地一名信访干部告诉记者，他们那里有位姚老汉，上世纪90年代初，其独子逃学在录像厅看录像时与人发生纠纷，打斗时被对方群殴致死。案件很快被公安机关侦破，凶手也被抓获归案。因打人者作案时差一个月不满18岁，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最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姚老汉不服，认为公安机关包庇凶手，遂上访告状。

　　后来，河南省高院领导出面，拿着刑法条文向他解释：法律确有不满18周岁的犯罪嫌疑人不判死刑的规定，不存在谁包庇谁的问题。姚老汉又说被告人的家属买通公安，更改了被告人年龄，仍然上访不止，并由最初的拦县领导车辆、摘县委牌子，发展到在北京拦中央领导车辆。

　　此案距今已近20年，先后有十多位上级领导做出批示，当地县委书记历经6任，几乎每个县委书记一上任，都要先处理他的上访问题。中央及省市有关部门也多次派出调查组，对此案进行复查，均没有查出关于被告人更改年龄的事实。每次向姚老汉反馈调查结果时，他就一句话“你们官官相护，我不相信”，继续上访。

　　县里接待他的干部每次见到他，都要给一些生活费，乡里也给他办了低保，逢年过节都派人去看望，甚至答应他只要不上访，再给他盖几间房子，可是，每次拿到钱后他还是一句话“你们是官官相护，我要到北京告你们”。

　　为了姚老汉上访的事，各个部门光调查组就派了不下十几个，再加上县里每次去北京接访，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但都解决不了问题。姚老汉不但自己到处上访，还串联其他人一块上访，给其他上访户支招，甚至还有人拜他为师，向他取“上访经”。

　　记者采访了解到，基层类似的“闹访”有不少，其中以涉法案件居多。有的案件，一审二审再审，再发回重审，官司一打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终审判决早就判过了，有的也执行过了，但当事人不服，还是一个劲上访。对这类涉法上访，一些地方政府束手无策。正如一名基层信访干部所言，党委政府权力再大，责任心再强，也不能替法院改判案件啊。其实说到底，这类案件的发生，主要原因还是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不够。名义上说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事实上缺乏权威性和公信力。

　　辽宁某地一名信访局长对“闹访”颇感无奈：虽然“闹访”者的行为有时让人很恼火，但他们大多是普通老百姓，大多属弱势群体，都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这样那样的原因，所以，处理起来很难让人硬起手腕。

　　“闹访”之痛亟待医治

　　目前，一些地方为了“息事宁人”，一味满足“闹访”者的诸多不合理要求，以图阻止其“闹访”行为，最终形成“闹访”者不减反增，陷入“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把息访的主要精力花在恶意“闹访”者身上，却对通过正常渠道上访者的合理合法诉求不管不顾，让许多上访群众“很寒心”。

　　河北某县一名纪委书记对记者说，当前，有些人已经抓住基层政府“敏感时期”的软肋，漫天要价，一旦达不到要求，就越级上访，给当地政府造成很大压力进而迫使其作出毫无根据的“让步”。一些人看到“闹访”背后的“价值”所在，便摇身一变成为“职业上访者”。闲来无事，这些人四处打听“谁在上访”，进而收集一些上访者的身份证，进京进行信访登记，非常容易给地方政府弄一个“进京集体访”的记录，从而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实际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逼迫基层干部隐形渎职，因为每一次突破底线的所谓“照顾”，都会以其他人利益的损失作为代价。而这又会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制造新的群体性矛盾。张兴武认为，“闹访”现象如果任其发展，甚至愈演愈烈，很可能会形成一股势力，这对从源头上治理信访问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非常不利，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一些专家指出，对那些恶意上访者，政府不能一味妥协，而应该通过劝阻、批评、教育，引导其依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对于经劝阻、教育无效，仍多次进行恶意上访的，政府应理直气壮地按照法律规定对其进行惩处，绝不能姑息迁就。

　　辽宁四洋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王琦等专业人士认为，尽管发生“闹访”事件有诸多因素，尤其有“闹访”者的主观个人因素，但也暴露出当前群众利益诉求渠道还不畅通、解决信访问题的机制、形式尚需进一步完善等问题。为此建议，必须发挥法律的效力，并从源头上规范信访秩序。一是完善利益诉求渠道尤其是申诉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二是完善信访组织机构，建立信访案件处理上的“终审制”，避免无休止“闹访”；三是建立听证等制度，对于敏感或群体性的信访问题，应采取召开听证会等方式，让群众信服，用真心真情、公开公正换回信访人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