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爹爹要我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1953年，我毕业回国参加工作。刚回国，我的第一个孩子就出生了。两个月的产假刚满，爹爹就催我去上班。我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工作。由于教学经验不足，我遇到了许多困难。爹爹充满关爱地说：“我们都是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也要互相帮助嘛！孩子就放在我这里，你安心地去工作好啦！”

　　爹爹曾不止一次对我说：“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正是爹爹的鼓励和严格要求，注定了我勤勉从教的一生。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爹爹退居二线。他带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开展调查研究。20多年中，除台湾、西藏、宁夏外，他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每次视察回来，他都认真给中央写调查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爹爹一生行伍，时间观念极强。1976年6月2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他像往常一样提前20多分钟等候在会见大厅。因为会见时间推迟，爹爹没得到通知，在开放冷气的房间里等了近1小时。90高龄的爹爹由此引发感冒，又转为并发症，两周之后，他就离开了我们。

　　1986年，我离休了。一天，康妈妈和我聊起一个话题：大批复转军人回到地方后，如何更快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于是，我与几位老同志商量，决定办一所军地两用人才学校。

　　办学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没有启动资金，没有办公设备，没有教师……十几年中，我接受了两次大手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又使我近乎失明。但是为了继承爹爹的遗志，继续教书育人，我与老伴联合几位老同志不懈努力，学校办起来了。我们不仅创办了有完整教学体制的学院，还在全国建了20多所分校和辅导站。多年来，学院培养了8万多名合格毕业生。

　　3 爷孙轻装去京郊与农民随意攀谈

　　身为共和国的元帅，爹爹的生活始终艰苦朴素。他用的一个澡盆比较高，进出很不方便，容易出危险，中南海行政管理部门几次提议给他换个新的，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趁他生病住院，才请人重装了一个新澡盆。但爹爹一天也没用上，就和我们永别了。

　　爹爹多次说过：“我不要孝子贤孙，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直到临终前，还谆谆嘱咐我们“要做无产阶级”。

　　1969年，我的大儿子刘建初中毕业。他热情很高，一定要和同学们去黑龙江农场插队。我有些不放心，周围许多人也问刘建：“你爷爷是解放军的总司令，为什么不去当兵，哪个部队能不要你？！”当孩子征求爹爹的意见时，老人家非常支持孩子的选择：“中国是个农业大国，7亿人口中，6亿是农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不懂得革命。”

　　在黑龙江双鸭山农场，刘建被分配去养猪。16岁的他，挑不动猪食，常把泔水洒在身上。他泄气地给家里写信，说是想调回北京。爹爹知道后，提笔给他回信：“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想打退堂鼓，正说明你非常需要艰苦生活的磨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起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说来也巧，当时我丈夫刘铮在外交部江西干校也当了“猪倌”。爹爹听说后很高兴，提议让他们父子来一个南北竞赛，看谁的猪养得肥，养得壮，看谁对国家的贡献大。

　　爹爹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带着我的孩子们到京郊农村去走走。那天，他们爷孙乘上一辆普通的小轿车轻装出发。在田埂边，爹爹席地而坐，很随意地与老乡攀谈。北京郊区的农民见多识广，听着爹爹浓重的四川口音，看着他笑容可掬的神情，有的老乡说：“我怎么看您老像朱总司令啊？”爹爹酣畅、爽朗地笑了。

　　当兵的经历对青年人的成长同样是非常必要的一课。在五六年里，我的5个儿子先后到部队当兵，分散在天南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