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成为罪证的年代

　　回到中国，卢肇钧一边面对着缺乏基本科研条件的苦恼，另一边对新政权充满热忱。但由于中美意识形态的对立，卢肇钧逐渐感到微妙的不安气息，本想按照承诺写信给美国师友报告平安，但都被同事好心劝阻。

　　50年代初期，中共新政权对于海外学子开放接纳，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亦逐渐发生变化。在反右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被打倒。就在反右运动正值高潮的1958年，卢肇钧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党员的身份并未让他逃过文革的劫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国门紧锁、卢肇钧与美国无法取得任何联系。直到20年后，与美国同窗聚会时，对方才对他说，“当时以为你已经不在了。”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因为卢肇钧留学美国的背景、大量海外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被扣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每天早晨，排队训话。那大字报啊，多了去了。”卢肇钧夫人陈善蕴摇了摇头。由于卢肇钧平日性格内向，人缘好，所以小环境之内尚有同事加以保护。

　　“有个造反派抢了单位所有公章带在身上，他有权。有一天，他跟卢肇钧说，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我来管你。就把他带走了。”陈善蕴回忆。

　　那个造反派将卢肇钧带到废弃的实验室，告诉他，每天早早来，不要出去，晚上人都走了，再离开，就此将其保护起来。而十几年前，他离开美国时，同窗无意的一句“把你关在小黑屋”一语成谶。

　　与此同时，卢肇钧的家人开始翻出祖辈的照片，一一销毁。卢肇钧的父亲卢学孟留学法国的那些照片，在文革中无异于罪证。

　　文革中，卢肇钧的大儿子参加红卫兵组织时，因父亲的出国经历而遭拒。

　　焚烧了家中照片，自己又被“雪藏”于实验室的卢肇钧熬过了文革。“即使这样对待他，他也没抱怨过早知道如此就不回国之类。”夫人陈善蕴摆摆手，低头不语。

　　文革前的1964年，卢肇钧曾陪同相关领导出访埃及。自那之后，中国关闭国门，被文化大革命席卷的中国人，无法找到任何与世界沟通的通道。卢肇钧再次出国，时间已是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