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路线的受惠者

　　在罗伯特·基特利之后，1979年，经过层层审批，《华尔街日报》成为首批获准在华设立办事处的西方媒体。此后，原先撤出中国的西方媒体机构纷纷回到北京。

　　“过去不可能跟现在来比。”这是香港报人、专栏作家秦家骢常挂在嘴边的话。1940年在香港出生的他，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后裔三十三世孙；而他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中美建交后中国政府接受的第一个美国华裔记者，《华尔街日报》驻北京机构首任负责人，直到1983年。

　　1979年4月，秦家骢飞到北京，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记者一起，成为第一批来到“文革”后中国的美国记者，在当时中国首都最高的、18层楼的现代化建筑物──北京饭店设立了《华尔街日报》办事处。“每个人两个房间，一间办公，一间居住。我们一直住到了1980年，然后就搬到了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秦家骢对记者回忆道。

　　那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中国正处于戏剧化的变化之中。人们长期被压抑的情感爆发了，街头出现了非官方的出版物。

　　秦家骢在报道中国的空余时间里，也在从事着个人历史的发掘──打电话、写信、会见一些人。每一次接触都给他新的激励。他甚至见到了曾遭受政治迫害、在监狱里蹲了二十来年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们于1979年秋获释，是邓小平开明路线的受惠者。

　　“那时候，没有新闻发布会，没有人主动给你提供消息，你不可以随便旅行，你不可以离开北京，你到上海、天津去也要申请批准。全国你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就是外交部新闻司的电话号码，采访什么人、到什么地方都要经过他们批准和安排，甚至在北京也不能直接采访。”秦家骢说。

　　“其实我1981年就想离开了，没有新闻可写，这是记者最苦恼的事情，但没有人接替我。当时，我们能看的报纸只有两种：《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我们请人翻译报纸，找感兴趣的新闻，再找机会采访。”

　　有一次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是一个工厂出现了新技术，就直接找了去。但工厂表示不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让秦家骢直接翻译《人民日报》的消息。

　　“《华尔街日报》不是《人民日报》的英文版，要有自己的观点，我要深入了解。” 秦家骢试图说服他们，“哪怕你们把《人民日报》上的话再说一遍也行，可他们说什么也不同意。”

　　当然并不是所以采访都无果而终。1980年时对曹禺的一次采访，就辗转成功了。当时，秦家骢和曹禺已经很熟悉了，经常一起吃饭、看戏。但是，曹禺说“朋友归朋友”，要接受一个外国记者的采访，就必须通过正式渠道通知他。

　　秦家骢只好把电话打到外交部新闻司，然后就是等待批准。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按照程序联系了北京市外办，北京外办又找到某个戏剧组织。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有个人说了不。

　　秦家骢不甘心。转天，他见到了曹禺，还是坚持采访。后来曹禺告诉他，外交部又把电话打到曹的家里，说有个外国记者要采访他。外交部问清楚是 “小谈”而不是“大谈”，就答应了。

　　1983年，秦家骢离开《华尔街日报》，离开了中国。此后的几年，秦家骢埋首写作，出版英文专著《一个中国家族九百年的生活》，“用家族史来写中国的历史”。如今，秦家骢长居香港，为《南华早报》等报纸写评论，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

　　秦家骢离开的那一年，现任《华尔街日报》和道琼斯通讯社中国主编的安迪·布朗，来到了北京，他曾先后在路透社、《华尔街日报》做财经记者，对在外交公寓的生活印象深刻，“从60年代开始吧，就有了外交公寓”。

　　到文化大革命前，极少数受到邀请的外国记者来中国必须要住在那里，接受统一管理。“‘文革’结束后，一直到80年代，外国记者尤其是西方记者都被要求在外交公寓居住、工作。”布朗与秦家骢有相似的感受，“那时候想离开北京到其他地方采访都很困难，很多部门也不对外开放。”

　　安迪·布朗到中国后的第二年，伊安·约翰森来到北京大学做交换学生，学习中文，“当时我22岁，拿学生签证，一两个月就办好了” 。

　　伊安到中国学习中文是受父亲的影响。当时，他的父亲为香港一家公司工作，经常到香港出差，“他带回的中国照片和中国开放的故事吸引了我。而且中美那几年正在重建关系，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后来，伊安·约翰森主攻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拿到硕士学位。

　　从1994年到2001年，他先后担任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华尔街日报》驻中国的记者，“我之后又调任驻柏林记者，辗转多年，2009年又回到北京。不知道是我越来越习惯这里，还是北京变得越来越习惯我们？”

　　就在伊安·约翰森刚刚来到中国的1984年，《时代》周刊4月30日刊登了名为“中国的新面孔”的封面照片：一个头戴鸭舌帽、身穿军大衣的普通中国人手拿玻璃瓶可口可乐，在长城上面露微笑。

　　在西方人看来，那时的中国人开始摆脱“Blue-Ant(蓝蚂蚁)”的称呼了。

　　蓝蚂蚁，是法国记者罗拔·纪兰对中国众多描述中的一个。这个惯于记录细节的法新社记者，在1955年出版名为《蓝蚂蚁——红旗下的六亿中国人》的书，称“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6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 ，“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姑娘们也穿着长裤，除了下垂的头发或农民式的辫子，她们穿得跟男人一模一样。”

　　此后20多年间，类似书籍在西方持续畅销，这个比喻也屡见于西方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