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程证

　　上世纪60年代印尼排华之时，赵惠恩想出去，黄俊坚想进来。

　　1965年，18岁的黄俊坚从印尼经香港回到广州，被安排到广州华侨五校就读。报到的当天，在派出所民警前来做户籍登记之后，黄的护照被带走，再未归还。

　　3年之后，为响应最高领袖“上山下乡”的号召，黄俊坚被分配到海南岛万宁县中兴华侨农场务农。在这座军区农场里，黄俊坚的工作是割橡胶。

　　橡胶水有一个特点，气温稍高之后就会自行凝固。华侨们别无选择，只好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先吃稀饭，然后步行约一小时去工地割橡胶。现在的橡胶工，一般每天要割一两百株至三四百株不等，但黄俊坚当时每天要割五百株。

　　很多华侨的母亲前来探望，发现自己的孩子面色苍白，她们回到香港等地就开始“造舆论”。

　　一边想出去，一边不肯放，死结却因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而解开。据国务院侨办秘行司原司长陈长淦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原处长陈水珠回忆，尼克松访华期间曾经提出质疑：来去不自由。

　　政策开始松动。从1973年开始的两三年间，大批归侨离开大陆，通过香港设法回到出生地与家人会合。政府方面的原则是：除了有重大政治问题并掌握机密的归侨，只要提出申请，就一律给予放行。

　　放行的凭证，却并非护照，而是兼具护照功能的一张薄纸——单程香港通行证。1973年6月，黄俊坚提出申请赴港，7月获准，8月27日抵达香港与父亲团聚。他后来回忆，自己之所以顺利抵港，除了大气候的因素，也与父亲在香港一直帮助大陆做转口贸易有关——闭关锁国的大陆，当时只有香港一个窗口面向世界。

　　很多人劝陈长淦和陈水珠也一起走，夫妇俩没有同意。他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大批归侨抵港之后，无法获得印尼等国签证，进不得；单程香港通行证已经锁死了返回大陆的通道，退不得。进退维谷之间，不得不滞留香港。

　　时至今日，当陈长淦夫妇到香港时，仍有滞留香港一生的老友聚在一起唏嘘当时求生之艰难。

　　1974年，新中国第6版护照推出，封皮上护照二字从前5版的繁体变成了简体。

　　“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

　　10月2日，他在接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夫妇时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四人帮’胡说什么‘地、富、反、坏、侨’，这种错误说法和做法一定要纠正过来。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愿意出去的人，不要搞得那么紧，继承遗产、娶亲等等，都可以出去。回来的也欢迎。”

　　他还说，“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

　　陈长淦和陈水珠听了，顿觉春风扑面。在他们的记忆中，后来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的胡耀邦在1981～1985年连续就调整出入境问题作出指示，口径一再放宽。以至于陈长淦和陈水珠正在读大学的女儿动了去美国留学的念头。1981年，女儿的梦想成真，远在印尼的爷爷负责每年3万美元的求学费用。

　　女儿的护照被拖了两个月，但在夫妇俩看来，比起之前的几十年，这已经很不错了，起码没有人再为此上纲上线。

　　1984年，陈长淦一天之内连升三级，从国务院侨办副处长直升为秘行司司长。2009年秋天，他回忆往事时感慨满怀：“侨务工作要我们这些归侨来做才好，之前却总是得不到信任，领导不敢委以重任。”

　　1985年之后，来公安局办护照的人明显多起来。这个时候，办理护照的表格，已从4份减为2份。市局存档的一份不变，原来由单位、街道政审的程序，现在通通交给分局负责了。因为人多，位于东交民巷36号的外事科开始显得“庙太小”。这间区区十来个平方的平房里，每天都要接待数百人，而接待员只有两名，后来接待员增加一倍，仍然无济于事。

　　上世纪80年代的第九版护照，已经使用了防伪技术，只是技术相对简单，在头像上盖个钢印，内页为天安门水印图案。

　　“当时里面还都是人工手写的，没有复印机，也没有什么复印件，在办证窗口，接待员先要核对各个证件，对好了，盖个章表示已核对。后来接待量越来越大，接待员一天下来累得头晕眼花，有时候没看清门牌号，晚上还要给人打电话问你家门牌号是1还是2。钢印特别沉，一天两三百个盖下来， 手累得哆嗦。领导也要一本本签字，一天到晚签字，我记得当时我们一个领导签字签到手得了腱鞘炎。”李爱萍回忆说。

　　每天晚上外事科关门时，总得出动3个壮小伙，前面两个连劝带推，让排队的人退到大门外，门里的小伙趁机关上大门，对外面喊：“明儿再来！”外面的人说：“我就不走了！好不容易排到我，明天我是第一号！”

　　1988年，陈长淦年届58岁，已接近离休。侨办的政策是，归侨干部可以出去探亲一次，单位负责报销北京至深圳的费用。陈长淦在一天之内，就在单位走完了政审的程序，人事部门负责人和单位负责人分别在申请书上签字同意，而他办理护照和前往新加坡的签证也一路绿灯。

　　1988年10月25日，仍然无法入境印尼的陈长淦抵达新加坡，住进友人家中。一个星期之后，年近九旬的父母从雅加达飞抵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迎候的人不少，老父已经认不出40年不见的儿子，一迭声喊道：“谁是长淦？长淦在哪里？”

　　看着已经有些直不起腰的父母，陈长淦未语泪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