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单车”

　　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提出了 “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的理论。会上，邓小平一口气列出十多个城市，第一个“城市”就是深圳。

　　这是“深圳”第一次为外界所知，此前，深圳只是宝安县的一个镇。

　　罗芳村的姚家浩是从广播里听到邓小平的这番讲话的，当年38岁的他隐隐感觉到，深圳要发生大变化了。

　　姚家浩的预感很快被证实，此后不到一个月，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1979年3月5日，宝安正式改名为深圳市，一年后，深圳经济特区宣告成立。

　　改革开放带来的第一个变化是，昔日由集体掌管的农田被分到了每家每户，姚家浩和村民们将分到的农田全都种了蔬菜。

　　当时的政策不仅包括分田到户，还允许村民们将收割下来的蔬菜运到河对岸的香港卖。姚家浩说，深圳这边几毛钱一斤的蔬菜，在香港能卖上二十来元港币一斤。第一茬小白菜上市，他就成了万元户。

　　除了卖菜，姚家浩的副业是到罗湖桥边踩单车带港商。因为没有公共汽车，香港人从罗湖桥上过来，不论是多大的富豪，只能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颠簸前行。这种交通工具，深圳人叫做“踩单车”。

　　第一个来罗芳村投资的香港老板王良基就是姚家浩用单车从罗湖桥接来的。1985年，罗芳村建成3000平米厂房，王良基应邀来投资，建成了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良基手袋厂。

　　直到去年，这家经营了23年的手袋厂因为订单减少，最终倒闭了。但它的身后已竖起了几百家企业。

　　与王良基一样，世界500强企业代表，百事可乐驻香港业务主管李文富，也是早期跨过罗湖桥来深圳投资的港商之一。

　　1979年9月，在中国决定设立深圳特区仅仅一个月后，李文富就给深圳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要来投资的意愿。整整一年，李文富奔波于深港两地谈判、看场地，直至1981年正式签约，双方合作建起了深圳市饮乐汽水厂。

　　李文富自己骑单车，有时还把百事可乐的样品放在后架上带过来，被誉为用自行车把世界500强驮过罗湖桥的人。

　　老罗湖桥的暮年

　　1992年6月18日深圳出台《农村城市化暂行规定》，深圳的农民一夜间变成了城市居民。1995年，深圳市建设污水处理厂，罗芳村300多亩地全部被征用。姚家浩彻底告别种菜生活。

　　1995年，64岁的姚伯从新罗湖桥回到了罗芳村，在老宅基地上建起了楼房，此后，定期过河来收租喝茶成了他退休后的主要工作。

　　1985年，深圳市政府在老罗湖桥东边新建起一座宽50余米的双层水泥大桥，同时又在桥头建起了一座高12层的联检大楼，也就是现在的罗湖口岸联检大楼。

　　“出入‘耕作口’的人越来越少。”2009年9月16日，距离罗湖口岸不远的笋岗边检站值勤点，队长黎晓靖的话有点失落。

　　“这儿可是最老的罗湖桥。”黎晓靖指了指脚下，他已在桥头看守了7个年头，此前，他在罗湖边检站当了10年的检查员。“罗湖海关的联检大楼建成后，老罗湖桥就成了当地村民的过境耕作口。”

　　不仅罗湖桥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解放军到公安边防再到武警，再由武警改为警察编制，看守罗湖口岸的部队已经变换了许多次。

　　“我来的时候还是公安边防部队，如今已换了好几套制服。站岗时的配枪也由步枪改为手枪了。”黎晓靖说。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边检站值班人员由全部由武警改为警察编制，“让荷枪实弹的部队走来走去，气氛多紧张。”

　　老罗湖桥上午有6个人值班，下午班只有2个人，而出入境耕作的农民则更少，多时七八个，少的时候只有两个人，距耕作口几米之隔的罗湖海关联检大楼，日均进出境旅客已25万人次，单日数量最高纪录达39.6万人次，是亚洲最大旅客和行李检查口岸。

　　常年进出的都是附近几个村的村民，黎晓靖说，他都能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来。

　　“实际上大部分是过去打工和购物。”黎晓靖说，“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地了，要么租给别人种地，要么就荒着。等早上出去的那两个人回来，我就可以回家了。”

　　河对岸的香港村庄，旧瓦房、水泥房、铁皮房面貌如昨，依旧过着日升而作，日落而归的田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