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政策

　　“逃港”不断发生，终于令边境封锁的政策开始松动。

　　1961年开始，宝安县开始放宽边境管理，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提高农民收入，遏制逃港潮。农民一个月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带回5块钱的东西，一次可以带5斤重的物品回来。

　　1961年至1963年，从香港过境来的旅客明显增多，“大部分都是带着粮食来救命的”。时任罗湖海关检查员的朱自然说，自然灾害那几年，很多香港居民便带着成袋的面包、大米回来接济亲戚。

　　那几年，宝安人到香港不需要县公安局同意了，只需写个简单申请，盖大队公章即可自由到香港耕地，同时在完成国家任务后，多数群众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拿自己生产的产品到香港去卖，从香港换取生活必需品，改善生活。以前被视为走私的物资都可以公开出口了。

　　到1963年初，广东省委全面开展打击“投机倒把”运动，罗湖桥上的这些土政策基本被叫停了。等到再次提出改革开放，那已经是1979年的事情了。

　　2008年，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研究人员詹延钦通过翻阅大量原始档案，并采访原宝安县委的老领导，披露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当年的开放与今天明显不同，那是基层政权为解决群众温饱而进行的大胆创新。”詹延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车两面”

　　1968年，初中毕业的陈焕参军后被调入罗湖口岸负责拍照，特殊的岗位让他见到许多不为人知的逃港命运。

　　建国后，每天都有列车经过罗湖桥往香港运送蔬菜和鲜活禽蛋，列车到达深圳后，要先在北站休整集结。外逃的村民大都是以茫茫夜色为掩护摸上暂停的专列货车，甚至藏在列车水箱中冒险随车进入香港。经常有人被火车挤死，许多是外地人，连身份证明都没有。

　　发现逃港者死亡，边检部队就会请陈焕去拍照取证，镜头里的惨象经常让陈焕唏嘘不已。

　　“都是穷怕了。”陈焕说，没有及时发现的尸体运过河后只好埋在深圳河南岸。直到目前，深圳河南岸，离罗湖桥不远的江背岭上，还是一排排墓碑面向北方。

　　陈焕记忆深刻的不仅有逃港者，还有罗湖桥上的文革旋风。“文革时期就连过关的旅客也强令要求先背毛主席语录，方准出入境。”

　　来往广州至九龙的火车则每天都要“变脸”。从香港过罗湖桥，红卫兵便涌上车去，在火车前前后后挂上毛泽东画像，贴满大字标语。火车回到香港境内，香港工人便开始忙着洗刷标语，第二日开往内地又复如故，犹如“一车两面”，桥头桥尾各不同。

　　文革之火一度波及香港。香港红卫兵呼吁批判资本主义，内地红卫兵拥到罗湖桥上声援，并一度声称要冲过罗湖桥，赶走殖民主义当局。

　　“很多试图逃港的人也夹在中间，海关和边检的人全部集中起来，几十人手挽手，在罗湖桥头组成三道围墙。连续对峙了好几天，终于将冲关的人挡了回去。”陈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