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百多年前，当马克思、恩格斯在莱茵河畔构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无法预知社会主义在一个多世纪后的发展场景，甚至从未用过“现代化”这个概念。

　　但马克思早有预言：东方落后国家由于自身社会结构和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可以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跨越发展之路”,即以先发国家为示范,吸取其文明成果, 实现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从而加速历史进程。

　　回首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不同寻常的30年，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找到了这条“跨越发展之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从未出现在经典理论中的概念，化为中华大地风雷激荡的伟大实践。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范围遭受严重挫折之际，新中国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取得的摆脱贫困、加快现代化进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全面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也破除了现代化的“西方想象”，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造了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另一种现代化形态。

　　或许国际参照系，更能说明这条道路让新中国走了多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现代化道路，在当时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利用“后发优势”穷追猛赶了几十年。然而，除了少数国家取得一定成就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都步履沉重。而中国这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却在3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创造了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5.17亿，世界银行赞叹：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

　　古老的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迎来了民族复兴的曙光。这是魏源所向往的“风气日开，智慧日出”的“开放中国”，是梁启超所呼唤的“常思将来，常敢破格”的“少年中国”，是李大钊所期盼的“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的“青春中国”，是方志敏所渴求的“欢歌代替了悲叹，笑脸代替了哭脸，富裕代替了贫穷，健康代替了疾苦”的“可爱的中国”。

　　(六)中国的故事依然在继续，但它已经变得日益复杂。

　　当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驰向前，“中国威胁论”却随之而来；当世界终于发现“中国的发展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中国正步入改革深水区，来自体制深层次的矛盾，成为制约现代化发展的挑战。

　　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往往都要经历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现代化的艰辛曲折，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更何况，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时间压缩，空间叠加，我们必须面对更为严峻的考验——比世界上56个高收入国家的全部人口之和还多出3亿多，在如此规模的人口大国进行现代化，相当于把过去一两百年来的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历程在中国重演一次。而我们既不具备发达国家早期发展所具有的相对宽松的国内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也不可能向他们那样通过开拓殖民地掠夺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

　　中国的现代化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如何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谋求现代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更多地满足人民对公平正义日益高涨的需求？如何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经济起飞的同时，提升国家的软实力？

　　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获得了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才可以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新的飞跃，构成了我们60年现代化探索的智慧结晶。而要将它付诸实践，把整个国家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还要付出异常艰辛的努力。

　　“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胡锦涛总书记这三个“世所罕见”的深刻判断，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也警示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绝非坦途。

　　历史会公正地记录每一代人走过的足迹，历史也忠实地把发展的课题留给后来者。新中国60年探索和实践，让中华民族百余年艰苦卓绝的复兴历史迎来了伟大的转折，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块古老的土地还将书写人类发展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