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近日对北京市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进行审议，与原草案相比，修改稿中把违背妇女意愿、内容涉及性作为性骚扰的判断要素，明确妇女不欢迎的才是性骚扰。

　　应该承认，对构成性骚扰作出明确界定，是一种进步。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这个问题已经无可回避。而对性骚扰进行立法，其出发点无非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私权。

　　我国的性骚扰立法，一直在磕磕碰碰、争议纷纭中前行。作为一个主观色彩很浓的命题，实在是有点不好拿捏和界定。从一开始涉入这个领域，刚性的法律，对于性骚扰就有点力不从心。在一些地方，陌生男人吹口哨、抛媚眼、长时间盯着女性身体第二性征部位看，用手机发黄段子等行为，都被统统列入性骚扰，如若真的严格执法，恐将引发“社交恐惧症”。而事实上，这种偏激的立法行为，脱离了现实生活，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

　　北京这次把违背妇女意愿、内容涉及性作为性骚扰的判断要素，明确“妇女不欢迎”的才是性骚扰，虽然有所明确，但依然没有质的变化。欢迎与不欢迎，依然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这个没有客观标准的“是否欢迎”，法律和外人都无法感知，无从感知。既可能导致对男性的不公平，也可能使得性骚扰的认定碍于女性的认知而无法有效认定，进而造成对权益的保护力不从心。

　　显然纠缠于这些细枝末节，性骚扰的立法，将寸步难行。实际上，对于性骚扰的立法行为，我们已经有意无意的走进或过于泛化，或过于窄化的误区中而难以自拔。也正是因为或泛化、或窄化的立法倾向，才使得性骚扰立法难以获取民意认同，也难以真正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

　　所谓过于泛化，即为看似严厉、威猛，但过犹不及，泛化之后就是形式化，使法律和现实生活脱节。所谓过于窄化，所有“性骚扰”的立法几乎都把女性当作受害者的具体指向。但是正如很多人所质疑的，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对男性的骚扰问题，也同样存在。在美国，性骚扰行为与性别无关。性骚扰的立法，是着眼于性别歧视，性别不是关键。

　　如果走不出这个泛化与窄化的两极，我看性骚扰立法要想在现实生活中适用，还需要有很长的磨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