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档案丢进“垃圾堆”

　　被武克钢抛在身后的北京，此时正为解决待业青年的问题头疼。大批知青的回城，加上新增的适龄劳动力无处就业，让躁动和不安在这个群体中弥漫，并以自杀或犯罪的极端方式释放。1979年1～5月，北京市待业者自杀人数占全市自杀总人数的18%，待业人员在全国各地围堵政府机关的消息让中南海十分重视。

　　严峻的形式，逼得远离海岸线的首都也出现了一朵浪花。在工商部门向私人放开了一些生活服务性行业的准入后，1980年，北京的翠花胡同里，“中国个体第一家”——悦宾饭馆的老板刘桂仙想开家饭馆，以此解决两个孩子的就业问题。她对东城区工商局提出了开店申请。时任该局副局长的靳云平曾对记者回忆，他们曾为此犹豫，因为按照政策，当时只对修理业、手工业的个体经营活动有所放开。内部研究了半天，最终决定批准。

　　事实上，“陆地”与“海”之间的最大障碍，是职工在人事关系上对于单位的依附。这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对于调控生产的制度保证。北京市白纸坊街道一位老街道干部回忆说，用人单位要招工，必须经过政府劳动部门来招收；无业人员想找工作，也要先到政府劳动部门去登记，再由其安置分配工作。等待被安排工作的待业青年一旦有了工作，关系就转到用人单位，劳动部门会将其从待业登记名单中撤销。

　　在如此严密的人事制度下，人才流动的部门隔阂，是曾一度困扰蛇口工业区的问题。王今贵说，蛇口在“五通一平”的基建阶段是在交通部内部借调，这还比较好办，找部里打个招呼就行。但当工业区缺乏行政和企业管理人才，需要从其他单位调人时，时任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管委会负责人的袁庚不得不带着蛇口的人事干部去北京的各大单位、高校挖人，然后用尽各种方法与所在单位反复沟通。这种单位之间的横向调动的麻烦在于，难以协调部门利益，“业务尖子人家不肯放”，打破“干部私有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作为全国率先打破档案制的特区，时任蛇口工业区副区长武克钢认为，蛇口的突破完全是现实倒逼的结果。蛇口工业区是最早对外资开放的地方，集中了当时全国最多的合资企业，“外商需要干部”，而对于合资企业，显然不能以计划经济那一套分配和调动的办法来补充人。蛇口工业区于是在1984年左右掀起了一股鼓励干部去外企工作的热潮，这是蛇口出现的第一拨“下海潮”——虽然当时他们并不这么叫。武克钢那时拿双份工资，也不过112块钱，而去外企的话，一个月发几千块。这样，不仅是工业区干部，就连中学老师都争相下海去外企。

　　问题在于，蛇口本来就缺干部，经历过这一拨下海潮后，人员方面更是捉襟见肘。于是蛇口工业区的创建者袁庚决定冒险，在蛇口实行双向选择、自由招聘，无论是来开发区还是企业，都不需要档案，自己填个材料就行。而在此前长达30多年里，档案是中国职工最为熟悉而又陌生的物件。它静静地躺在人事部门的抽屉里，跟随人的一生，却永远不可能被主人看到，只有在工作调动时才通过内部机要送到接收单位。

　　“引起了现代企业，必然要带来人事制度的变革，”武克钢感叹，“三年困难时期，连讨饭都要带介绍信的，很多地方都出现过当地拒绝开介绍信而饿死人的事”。由此，他把下海背后的择业自由称为“对人的解放”。

　　“我们都下海吧”

　　1984年1月26日上午，王今贵和同事们坐在蛇口的招商局办公楼7楼会议室，等待着他此前并不知道身份的中央首长视察。在袁庚的陪同下，邓小平走了进来。听完工作人员在沙盘模型上作的介绍，王今贵加入了陪同人群，陪邓小平去参观中外合资的铝厂、油漆厂和集装箱厂。

　　“他只是在听，不时地点头，没发表任何意见。”王今贵回忆，但邓小平当天的“轻松感”显而易见。一个细节是，平时很少喝酒的邓小平在午饭时喝了三小盅茅台。而到了午间休息的时候，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房间并没有倦意，而是让王今贵陪他到下榻的“海上世界”邮轮的后甲板转了一圈。

　　这一年，22岁的庄儒平凭着下海赚到的10多万元钱，已经在家乡汕头建立了自己的工厂，生产服装、松紧带之类。这是他下海以来赚钱最多的一个时期，却感到无所适从。虽然是与深圳同时开放的特区，当地的经营环境却无法与之相比，“官员榨你，穷人也告你”。

　　受到邓小平南巡的鼓励，私营企业的种子在这一年集中被播下。财经作家吴晓波把1984年称为“公司元年”，因为这一年，王石、张瑞敏、柳传志、李经纬、史玉柱、段永平、赵新先、李东生等企业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自己日后的角色。在《激荡三十年》里，他把一句民间词汇“我们都下海吧”，作为这一章节的引语。

　　而这个词语出现在《人民日报》里要等到次年6月27日，在第二版的评论文章《谈“下海”》里，作者鼓励国营商店“在商品经济的大海里‘游泳’”。这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中国官方媒体上检索到的对于“下海”的最早表述。

　　这波下海潮解放的不只是企业家，还包括内地工厂里那些不安分的年轻人。1986年，湖北襄樊一座大山里的三线工厂，24岁的宣传干事陈西峰刚刚从北京的中央工艺美院进修两年回到厂里。

　　这个从小就对美术有着兴趣的年轻人感到空虚，在北京的日子，他平均每天要画三幅作品，连周末时间也用来泡美术馆和在老师家练习。但回到厂里，他的才华只能用来办黑板报和出工会的宣传海报。他只能把自己的青春挥霍在与同事骑着“二八”自行车，勇闯神农架原始森林这样的探险游戏上。

　　这个不安于现状的青年人决定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

　　陈西峰对于深圳的向往是从视觉开始的。一位供职于《深圳青年报》的同学会不时给他寄样刊，他惊讶于报纸上百无禁忌的话题和新颖的版式。于是，他请了“探亲假”，把自己的作品都拍成照片，坐火车来到深圳。在他的记忆里，1986年的深圳是个崭新的世界，公共汽车空荡荡的，没什么人，街上能看见的人全是20多岁的，30岁以上的都很少。“这才是我要待的地方。”他这么想。

　　半个月后，陈拿着自己的作品照片，直接找到香港翡翠台在深圳的分公司的港方经理，找到了下海后的第一份工作——做动画片的背景带片。之后，他给原单位写了一封辞职信。开头的称呼“先生”，把单位领导吓了一跳，他们把这封玩世不恭的辞职信用厂里的大喇叭念了一遍，还商量着让保卫科的人到深圳来把他抓回来。

　　坐在自己的摆放着各种艺术品和《哈佛商业评论》的风动画工作室里，陈西峰说，自己后来才知道那段日子父亲在厂里承受的压力，“被人家指着鼻子骂”。

　　陈西峰到深圳的这一年，他逃离的国营企业终于发生了人事制度的变化。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四项规定，即《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

　　根据这些规定，从1986年10月1日起，国营企业招用工人，“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必须实行劳动合同制，废止子女顶替等制度。有评论说，“这基本标志着国营(当时还不是国有)企业‘铁饭碗’的结束。”

　　1987年是汕头的工厂老板庄儒平赚钱最多的一年，但他却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出口加工工厂遍地开花，已经有恶性竞争的趋势。于是，他把老家的工厂交给了哥哥打理，自己带着10万块钱来到深圳——这个地方的波澜壮阔让他向往已久。为了回报深圳国旅珠宝金行的一位领导，“讲义气”的他进入了这家国营单位，试图帮助这位做行政出身的领导将企业领上轨道。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利用自己的经营才能为这个国营单位带来了营业额的连年增长，后者回馈他一纸深圳户口，以及大把的珠宝业人脉资源。

　　同样在这一年，蛇口的青年干部武克钢被公派到美国留学。出发前，他回了一趟北京，特意跑到著名的个体户老舍茶馆喝了一碗大碗茶。在他的印象里，这个时候的北京人下海的渠道有限，仅限于开出租车和街边的卤鸡蛋。“下海”还不是北京的朋友跟他侃大山时的口头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