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台录制节目时，主持人从现场800名观众中随机抽取了一人，让中国首席反劫持谈判专家、二级警监高锋判断这个人的身份和性格。

　　沉吟片刻后，高锋说出了他的答案，对方频频点头。主持人半开玩笑地对那名观众说：“他要说得不对你赶紧说，千万别客气。”那名观众说：“可是他说得真的很对。”瞬时间，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高锋是一名谈判专家，这个听上去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职业，却是真实的存在，并且很有可能在未来成为我国应对人质事件时反劫持作战的主力。

　　有研究表明，在众多危机事件中，人质事件是最为恶性的一种，其突发性和主体的“失控”状态往往使得事件难以控制。如何成功化解人质危机———不仅是对有关部门应急处理能力的挑战，更是对社会管理智慧的考验。

　　反思失败案例“以暴制暴”处置理念应抛弃

　　在北京市昌平区的一间幽静的茶楼里，记者见到了高锋。目光敏锐，似乎能看穿人的心思———是高锋给记者的第一感觉。

　　作为中国反劫持谈判理论和实践的创立者及牵头人，高锋不仅实际谈判成功过许多人质事件，而且出版了大量著作。因为职业的习惯，高锋讲述案例时的表情非常丰富，随着事件的发展时而紧张时而舒缓，让人感觉身临其境。

　　高锋将劫持事件分为三类：一类是人们见到和听到最多的普通劫持人质事件；还有一类是劫持者意图毁灭城市公共场所、标志性建筑等，“这类劫持事件造成的影响更恶劣，会导致公众的恐慌”；最后一类是劫持者自我劫持，以自我毁灭要挟他人。

　　2004年是中国人质事件应对的分水岭。这一年，吉林省长春市发生人质劫持事件，警方在劝说近3小时无效后，当场将劫持者击毙，但被劫持的人质已受到歹徒的严重伤害，经抢救无效后死亡。

　　之后，业内各方人士在总结这一事件的教训时，一致认为这起人质事件解决失败的原因是，缺少了谈判专家这样一个关键角色。

　　高锋告诉记者，自2000年以来，我国各地的人质事件陆续出现并有增长的趋势。与这种趋势相比，我国相关的处理理念长期以来还停留在传统的“以暴制暴”的阶段。

　　高锋在外地讲课时，一位执法人员就曾当面质问他：“和劫持者有什么好谈的呢？”

　　高锋所接触过的一个真实案例是这样的：在一次劫持事件中，当着人质的面，劫持者被一枪打死。这名人质———一名年轻的女护士，从那之后，晚上再也不敢关灯睡觉，精神长期处在崩溃的边缘。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把人质的肉体救出来了，却把他(她)的精神毁灭了。”高锋说，很多情况是不能用武力解决的：比如，劫持者手里是特殊人质，如外事人员等；劫持者手里持有压发式炸药；劫持者左右后三个方向都是墙壁，而人质挡在身前，形成一个“死角”。

　　长春人质事件这一失败案例，更是让业内对于单纯“以暴制暴”的应对理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国内资深人质事件应对专家张跃兵警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劫持人质事件往往涉及人质、现场群众、警察、劫持者等人员的权益问题，是人质安全优先还是劫持人质事件所涉及的群众、警察等相关人员安全优先？是采取一元利益还是多元利益？这些问题至今在国内外仍存有争议。他的看法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应当从人道主义、缩小事态、保护公私财物、维护地区社会治安稳定的多个角度出发，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对其他国家处置理念加以借鉴，不断提高人质事件的处置水平。

　　“人质事件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讲，通过谈判努力，使一种带有血腥色彩的事件获得更为人性的解决，并使事件参与者的生命得以延续，是比使用武力手段更好的解决方案。警察到现场不是简单的解救谁、击毙谁，而要对所有人的生命负责。”高锋说，“我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对中国1638起劫持事件进行考察后发现，85%的劫持案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