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起案件，法律作出公正判决，在法理上来说就伸张了正义，但在现实中却未必能结出正义之果。

　　法律常常面临这样的尴尬，在实际中遭遇“执行难”。一些人面对法院生效法律文书，以种种借口拒不执行，内心思忖我本为“老赖”，法律其奈我何？

　　“执行难”是实现法律正义的“拦路虎”。这只“拦路虎”直接威胁到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在一定意义上使法律文书变成了一纸空文，法律也就难以有效发挥其维护社会公正与秩序的作用。

　　破解“执行难”，拯救法律尊严的，没有别人，只有自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最高法拟出台司法解释，对“老赖”将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禁止其“乘坐飞机，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等高档娱乐场所消费，购买不动产、轿车，租赁高档写字楼，外出旅游，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此举首先维护的乃是法律的尊严。

　　事实上，法律本身的地位与使命，使其拥有强制手段。按理，祭出“强制执行”，“老赖”们必定望风披靡，却为何还得绕着弯子搞什么限制高消费？这正是法律本身的人性化意味，使法律在实践中坚守着分寸与尺度。

　　法律不是不可以采取种种强制手段，迫使“老赖”们履责，但问题是，如果被执行人真的就是贫困不能履责呢？让他不吃不喝也可能还不了账，强制有什么用？如此强制导致的后果极有可能是以一种伤害拯救另一种被伤害。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考量，法律体现了它人性化一面，释放了法律冷酷无情下的宽容与善意。“老赖”们因其能够进行高消费等，其实是有着履责能力的，只不过是利用了法律的这种宽容与善意，想蒙混过关而已。

　　而法律坚守的分寸与尺度就在于，通过限制高消费等手段，把真正无履责能力者与“老赖”们剥离开来，以尽最大可能地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与人性化。

　　为了实现这种最大限度的宽容与善意，法律的确颇费了一番苦心。从有关介绍看，最高法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比如和公安部联合发文全面限制被执行人出境，和银行联合限制其贷款，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联合限制融资增容等等，这次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是为了进一步压缩其生活空间。

　　正如最高法执行局局长俞灵雨所言，由于财产登记等一些制度还没有建立健全，限制高消费一定意义上是宣示性的。因此，这些限制措施在实际执行中也极有可能再遇“执行难”。但人们不应就此对法律失去信心。理解了法律的宽容与善意，懂得了法律的苦衷，也就懂得了法律也是在曲折中进步的。

　　而对于“老赖”们来说，错把法律的宽容与善意当作仁慈与可欺，是一种危险的行动。因为，一旦“老赖”们被发现有履责能力却有意与法律抗衡，他们收获的就会是被制裁的苦果。因而，“老赖”们多一点法律意识，积极主动而诚实地履责，最终拯救的将是他们自己。 本报特约评论员陈家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