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破解“执行难”，最高法院拟出台一项司法解释，对拒不执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老赖”，将采取“限制高消费”的严厉措施。此前，一些地方法院曾采取过类似措施。这次上升到出台司法解释的层面，可见最高法院破解“执行难”的决心和力度。但是，哪些属于“高消费”？怎样监督“高消费”？“高消费”又会面临什么处罚？……考虑到此举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社会影响力，最高法院慎之又慎。

　　按照常识，法院裁决了，败诉的一方应该主动履行法律义务。但现实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往往形同一纸空文，败诉的一方往往赖账不还，根本不把法院判决当回事。法院执行起来那是相当的难，败诉了的一旦成了“老赖”，那就成了爷，胜诉的奈何不得，法院也无可作为。可以说，“老赖”不除，不仅无法构建和谐的信用社会，也使法律的严肃性受到了挑战。

　　治“老赖”，以往有过曝光、监控、限制等一系列举措，可惜收效甚微。此番最高法拟对“老赖”实施“限制高消费”的严厉措施，法治决心和善意都可圈可点。不过，正如诸多法学专家所担心的那样，现在连“高消费”的定位都还是一团混沌，又怎么去限制？而且，即使明确了什么是“高消费”，又如何去监督“老赖”的“高消费”？反过来假设，要是这些“老赖”都不“高消费”了，欠的债又该怎么办？

　　这些“问号”不能释疑解惑，限制“高消费”就变成了一句空话。就连最高法院执行局局长俞灵雨也认为：“由于财产登记等一些制度还没有建立健全，因此限制高消费一定意义上是宣示性的。”

　　对法院而言，治理“老赖”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执行来确保法律的严肃和威严。如果“老赖”们无法做到自觉履行法律义务，法院可以采取强制执行的方式予以解决。其实公众心知肚明，如果法院真有执行的决心，将执行进行到底，“老赖”们一个都赖不掉。但一些法院往往重的是审判的程序和结果，并不重后续的执行。宣判后的事情，并不太热心去管去问。须知，对我们这样一个行进中的法治国家而言，由于缺乏成熟的社会信用机制的支持，法院执行比法院判决还要重要。而恰恰是在执行环节，法院的力道相对孱弱，这才是“老赖”盛行的主因。

　　正本方能清源。在我看来，治“老赖”的宏观举措在于涵养全社会的法治素养和信用意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治理“老赖”的现实之策，就是各级法院改变重审判轻执行的机制弊端，强化执行力度。否则，如果机制不更新，用一些华而不实的措施去治“老赖”，终究是隔靴搔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