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计划” 独倡“市场”

　　1956年以后，顾准不愿从政，只想钻研学术，他提出要去经济研究所(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身)任研究员。

　　在研究中，顾准发现，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出现了问题，其农业、轻工业在建国后的近40年里几乎处于停滞。

　　在这基础上，他于1957年发表长篇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就是废除市场制度。所以，为了提高效率，社会主义经济应通过价格来调节产品的生产和流通。

　　因为此文，吴敬琏称顾准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

　　这个在如今看来属于常识范畴的经济理论，在当时则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呐喊。

　　中国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全面确立，也就是在1957年，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当时有人指责顾准，“谁企图用价值与价值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现象，谁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

　　1957年，在完成“市场经济第一文”之后，顾准走上了中科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的新岗位，因抵制苏联专家在黑龙江水资源开发问题上的沙文主义，被扣上了“有损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的帽子，又因倡导过市场经济，被康生亲自点名，打成“右派”，下放到河南农村改造。

　　在河南改造中，大家惟恐不够革命，人人一身破衣烂衫作自我保护，而顾准却经常穿着以前上海流行的背带西装裤。他在日记中说：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家雀，要做自由思考的海燕。

　　两度右派 妻离子散

　　1962年，顾准重新回到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受孙冶方的委托，再次进行会计研究，并再次呼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呼吁以提高农产品价格而不是政治挂帅来促进农业增产，呼吁重视南斯拉夫等“离经叛道”的经济与政治改革。

　　在此期间，他还潜心研究民主社会主义重大课题，在国内首译了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

　　1965年，顾准再次被康生点名打成“极右派”。

　　抗战时期就与顾准熟识的学者王元化说，“据我所知，这是绝无仅有的。”

　　“两次戴帽”所带来的压力，瓦解了顾准的家庭。1966年，顾准与妻子汪璧32年的婚姻结束。第二年底，他又收到一封家里来信，信中只是一句简短声明：“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下面是四个子女的联合签名。

　　拆骨为烛 照亮人心

　　1972年夏，顾准回到北京，住在中科院的一间斗室中。他天天跑北京图书馆，大量阅读与做笔记，为一本名叫《希腊城邦制度》的书做准备。

　　这位经济学家不再满足自己的专业，他将研究的领域扩展到先秦，再扩展到中世纪的法国，又扩展到最为人称道的希腊的城邦制度。

　　在顾准全心钻研时，1974年11月，医生在他的痰中发现了癌细胞。12月3日凌晨，顾准辞世，享年59岁。

　　4年后，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顾准、孙冶方当时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视价值规律、实行商品经济等观点开始被社会接受。

　　孙冶方在晚年撰文写道，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是吴绛枫(顾准曾用的笔名)最早向他提出的。

　　顾准晚年一直由经济学家吴敬琏陪伴着。

　　吴敬琏曾撰文记录他对顾准的认识，“顾准一直在思考‘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赢得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顾准对它们一一做出了解答。他的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却又有理有据，使人不能不信服。”

　　1980年2月9日，顾准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当日，中科院为他和妻子汪璧召开追悼会，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正局级墓室”里。1994年9月，《顾准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顾准日记》出版。

　　王元化后来为顾准的《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一书作了《序言》，其中说道，许多夹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

　　王元化评价说，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顾准书籍出版后，在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刮起了“顾准旋风”。学者李慎之说，顾准其实是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文/本报记者 钱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