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异化的“生活小节”

　　在受访专家看来，官员生活腐化难以抑制，既有本人世界观方面出轨的内因，也有社会风气污染、权力监督不到位等外因。

　　“近年来，我国反腐主要在经济领域，所以很多地方在选拔官员时，只要政绩突出，经济上不存在问题，就是生活上‘不拘小节’，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忽视对官员生活作风的考察”，李成言认为。

　　本刊记者采访中也发现，不少地方对官员“生活作风”问题很少过问，有的还以保护官员个人“隐私”为由，放松对官员“私生活”的监督，甚至将官员“私生活”置于真空状态，以至隐私权成为不少官员的腐败盾牌。

　　“对官员‘私生活’进行监督这个问题，已提出很长时间，但目前收效甚微。”在李成言看来，“虽然有的地方出台了一些规定，要求官员把自己的婚姻及家庭涉外情况进行申报。但这些规定要么没有强制性，要么没有可执行性，禁令成为一纸空文，或流于空架子，根本于事无补。”

　　对现行政策的有效性，齐善鸿也持有质疑态度。他认为，有的官员生活腐化已成为他们其他犯罪很重要的动因，但很少从婚姻变化上能看出来。另外，即使在婚姻变化上有所体现，也只是组织内部掌握，缺乏公开透明，以至很多婚姻变化的真实内因潜伏下来。

　　记者调查也发现，以往腐败官员的问题揭发，包括包养情人、性贿赂等，几乎没有靠自我汇报而暴露出来。相反，那些权倾一方的“一把手”作奸犯科后，更会在打压检举的同时，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和上层关系，给自己编织一道道“安全网”。

　　“对生活腐化官员的惩治，还缺乏一种真正的威慑力。”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只要民愤不大，目前对这些生活腐化的官员的惩治，往往冠以‘生活堕落’，没有上升到法律层追究相应责任，从而放纵了官员的这种行为。”

　　阳光是“防腐剂”

　　防止官员生活腐化，阳光同样是“防腐剂”。受访专家认为，只有扩大公众监督权限，让官员“私生活”置于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加大惩治力度，才能使官员生活腐化问题得到有效抑制。

　　“要抑制官员生活腐化，不仅要靠体制内的监控，还要借助民间的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直言，“要对地方‘一把手’权力过大现象进行研究、改进，使其公权力得以有效制衡。同时，要通过立法等途径，完善举报、检查、处罚等机制，使官员的‘私生活’置于大众传媒和社会公众的全程监控之下，一旦发现问题要严厉问责。”

　　“目前官员申报的个人情况，仅由其上级机关内部掌握，这大大削弱了监督的力度”，齐善鸿表示，“对官员申报个人情况，应加大核查力度，确保官员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发现弄虚作假、隐瞒不报的官员，一经查实应严厉问责。对官员申报的个人情况，还应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腐败官员需要利用隐私作为盾牌来保护自己，而打击腐败需要破除隐私这一虚假的保护伞。官员作为公权人物，也并非所有私人信息要公开，但至少该将个人隐私中涉及官员形象和“质量”的事情予以公开和监督，比如个人婚姻、财产状况、配偶和子女就业情况、主要社会关系，等等，纳入组织和群众监督的视野，以约束官员廉洁自律。而个人爱好、饮食习惯、家庭琐事、生活规律等隐私，则应加以保护。

　　这方面，国外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在美国，官员的私生活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无所不在的监督，对官员的行为形成巨大制约。在以色列，为提高官员道德水准，加强公务透明度，民间成立了监督政府的“第三只眼”组织，专门曝光官员不法行为，致力于提高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政水平。在韩国，官员的学历、财产、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方面，皆容不得有半点瑕疵，而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一旦官员触犯“红线”，后果相当严重。

　　针对目前对官员生活腐化惩治乏力的现状，杜立元建议，“应当通过立法制定、完善具有可执行力的责任追究机制配套施行，对官员生活腐化行为作出明确界定，并根据情节轻重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可以改革对官员的评价机制，使官员‘私生活’监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李成言建议，“发动全体群众参与监督，发动舆论力量参与监督，使普通群众、服务对象对官员拥有监督权、评价权，且评价意见影响到官员政绩考核。只有这样，有些官员在‘私生活’上的放纵才会有所顾忌。”

　　在采访中，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应加快“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出台进程。因为，这是反腐倡廉预警制度的核心。另外，对官员的教育、官员的自我教育，也应作出制度化安排，强化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