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施工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谢仁德正踌躇满志，准备将心中的蓝图付诸现实。

　　然而，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北京地铁暂停建设！

　　三年自然灾害使中国经济状况极为艰难。中央只得决定北京地下铁道建设暂停进行。铁道部随即也下令撤销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只保留一个地下铁道研究所。

　　这无疑给谢仁德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但他相信地铁建设终究会重启。他潜心等待，始终没有停止手中的研究工作。

　　1965年，国内经济好转。中央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地铁。这次由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亲自挂帅，担任地铁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毛泽东专门为此作批示：“杨勇同志，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

　　1965年3月28日下午，谢仁德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他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了北京地铁的简要情况。次日，在地铁领导小组召开的汇报会上，李先念副总理传达邓小平的指示：“今年要动工，不要搞苏联地铁富丽堂皇那一套，要坚固实用，朴素大方。”

　　此时的谢仁德自是千斤重担压在肩。国内既无先例可循，国际上也不提供技术支持。一切都只能自食其力。他带着设计人员一起攻关。他们蹲图书馆，泡资料室，超负荷运转。有的人在图板上睡着了，甚至还有人当场昏倒。

　　3个多月后，第一个施工段的图纸出来了。

　　同年7月1日，北京地下铁道第一期工程正式开工。国务院将地铁列为重要战备工程，代号“401”。

　　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亲自主持了开工典礼。当时已79岁高龄的朱德亲自拿起铁锹，为地铁破土。

　　不过，出于战备工程的保密考虑，当时的媒体并未对此进行报道。

　　北京地铁就这样神秘地开工了。

　　工程的保密工作也非常严格。每个标段的施工技术人员只能得到各自的图纸，总图是看不到的。资料的整理和归档，则由公安处负责。技术员领图纸需要严格登记，施工完毕后，无论图纸多么破旧都必须如数归还。

　　谢仁德每天都在施工现场和设计处之间奔波。但他回家却对此只字不提。老伴心有默契，不多问一句。

　　即便这样小心，还是有意外发生。地铁工程局四处一队在整理文件时发现，一份试验段组织设计文件不见了。几天后，这份文件又神秘地从邮局寄回。

　　地铁工程局立刻在一队有关人员中进行调查。最后，一名吴姓技术员终于承认，这份文件是他带回宿舍学习后，忘了文件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他深知组织上对此管理严格。所以，他犯难了，既不敢留下又不敢归还，只好通过邮局寄回。经过调查，这名技术员还是比较可靠的，带回图纸也的确是为了学习，这才没有深究。

　　这一事件对地铁工程领导小组震动很大。杨勇亲自批示，一定要加强地铁工程的保密工作。

　　转为民用

　　1969年10月1日，第一辆地铁机车从古城站呼啸而出。新中国的第一条地铁就此建成了。它全长23.6公里，包括17个车站和1个车辆段。

　　它为新中国成立20周年献上了一份生日大礼。

　　不过，那时正值北京战备疏散，并没有搞典礼。只有周恩来和几位元帅先乘为快。

　　那时，地铁依然还是战备工程。而且我国在设备调试和管理调度上都缺乏经验，漏电、失火、瓦斯窒息等安全问题都不能很好地解决。所以，北京地铁在通车后很长时间不对公众开放。

　　老百姓想乘坐或参观地铁，都需要持单位统一领取的参观券。那时候，北京地铁站还划分了等级：北京站、前门站是甲级站；古城、苹果园站则是丙级站；剩下的大都是乙级站。

　　不少外地来京出差的人也专门去坐地铁感受一下。有时候还是成群结队的，前面还有人解说。地铁俨然成了北京的一个观光项目。

　　当时，从前门站到军事博物馆站还是外宾专线。一支代号“801”的专运队负责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首脑及其他外宾。

　　为了方便领导人参观，军事博物馆站还特地装了一部自动扶梯。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朝鲜主席金日成、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都曾参观过。

　　从1971年1月15日开始，地铁开始售票，票价1毛。“文革”期间，由于政治和技术的多重原因，地铁运营很不正常。曾三度全线停运，累计达398天。

　　1976年后，北京地铁由部队转为地方，先后划归北京市交通局、北京市公交总公司、北京市交通委，并逐步实现其民用的身份。

　　1978年，地铁部门提出“五二三五”计划，即上5个自动化项目，日开行列车200列，延长3小时运营时间，高峰间隔5分钟。

　　经过数年的刻苦攻关，1981年9月15日，北京地铁正式对外运营。

　　32年光阴荏苒，北京地铁终于驶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