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九月九日电 题：上海滩“劳模变形记”

　　作者：邹瑞玥 常惠英

　　已逾古稀之年的老“劳模”杨怀远对记者说：改革变化大，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道德是不能商品化的。

　　这名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即以一根传承雷锋精神的“小扁担”名震整个中国的上海客轮服务员，并不讳言沪上“劳模”形象的演变光景。

　　作为新中国劳动者的精神标杆，自一九五0年起，近六十年间评出了一批又一批国家级劳动模范，而在被誉为中国产业工人摇篮的上海，也由此涌现众多如杨怀远般影响一个时代的“星级”劳模。

　　“老黄牛”：传统劳模主调

　　今年八十八岁的邵森，属于上海早年最常见的劳模类型。一九五六年，作为被服厂划样工的邵师傅以其惊人的精准和节省，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邵师傅至今依然住在有“劳模新村”美誉的上海曹杨一村。低矮陈旧的老公房群落，早已不复当年“中国最早工人新村”的盛况。只有那块写着“优秀保护建筑”的硕大石牌在默默诉说沧桑。

　　在邵师傅看来，劳动才是生活的本质状态。而早年劳动者的主流形象，正是邵师傅这般默默苦干，不计功利，掌心有着粗厚老茧的普通工农。那个时代的上海“劳模”多出自传统工农业和服务业的一线职工行列，且多为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式人物。仅纺织行业，上海便出过杨富珍、裔式娟、黄宝妹等诸多举国闻名的劳模。而在客轮上兢兢业业的杨怀远，更是先后挑坏了五十多根扁担，直到退休时，还有一千三百多个假日未休。即便当时稍有些“异色”的劳模——民办小学教师吴佩芳，也是因其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孜孜苦干让“鸡毛飞上天”，而成为被编入电影、戏剧的全国典范。

　　上海总工会一名多年参与劳模评选事务的干部感叹：从一九五0年至今，上海总共出过八百九十多位全国劳模，尽管时代不断变化，“老黄牛精神”至今依然是最宝贵的劳动品质。

　　“千里马”：新兴劳模热点

　　上航的吴尔愉，可能是迄今中国最出名的空姐。从一名下岗纺织女工，“华丽转身”为全国首位“空嫂劳模”，回顾当年情形，吴尔愉至今对其艰难转型刻骨铭心：从“需要这份工作”，到以其名字命名的乘务组和中国民航第一部空中服务方法《吴尔愉服务法》的问世，吴式“微笑服务”，成为中国服务行业的又一把标尺。

　　从“扁担精神”，到“微笑服务”，上海滩劳模业态构成的扩容，伴随此间人们对劳动内涵认识的拓展。

　　近十年来，国企员工与民营企业家、企业管理者与农民工同登劳模表彰台的情形，在上海早已屡见不鲜。那些为社会带来巨大效益乃至效应者，成为劳模评选中的新热门。“无私奉献”已不再是衡量劳模的绝对指标，“对事业有突出贡献”成了评选的重要标准。

　　最具争议性的标志事件，是二00五年，刘翔、姚明这两位“大款级”体坛明星，竟赫然出现在全国劳模的候选名单中，继“非公人士”入选劳模现象之后，再度引发关于劳模形象、品质和定义的更大争议，“宠爱千里马，冷落老黄牛”之类的指责不绝于耳。但这两位代表了中国速度和高度的明星，最终还是力排众议荣膺全国劳模称号。

　　“各行各业都应有自己的劳动模范，不能只用一个标准来评判”，谈及此类现象，上世纪九十年代曾以一介房屋维修工之身，吸引海内外众多媒体关注的老劳模徐虎认为，“能凭一技之长为国争光，我觉得他们当之无愧”。在社会价值渐趋多元化的今天，劳模的评选标准也呈现多元化，在各自行业作出突出贡献、被社会广泛认可的人，都有成为劳模的资格。

　　“智多星”：海派劳模特色

　　在素以聪明巧智和改良发明见长的上海，其劳模也素来不乏创意型、智能型人物。“智多星式劳模”，成为海派劳模的特色所在。从早年豪言“我听毛主席的话，灯听我的话”，以“蔡氏光源”大大缩短中国电光源技术与世界距离的“灯神”蔡祖泉，到被朱镕基称为“知识分子与工人结合的典范”，在中国首创多个焊接工艺的“焊神”曾乐；从领军发明被誉为“人类运输方式革命”的集装箱电子系统，继而成为巴黎国际发明博览会百年获金奖最多者的“抓斗大王”包起帆，到填补多项国内机械技术空白，被授予新中国第一号高级技师证书的“土专家”刘海珊。活跃在上海各个行业的发明家和技术改革者，对这座城市乃至整个中国的建设发展居功至伟。

　　令人称奇的是，这些享誉四方的智能型劳模，竟颇多低学历的“野路子”出身，如蔡祖泉早先只是一名吹玻璃工，包起帆早先只是一名码头工人，而刘海珊早先更只是一名半文盲的三轮车夫。凭着超人努力，终获赫赫成就。

　　沪上科技界和知识界人物真正大举进入劳模空间，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事情。劳动概念外延的伸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使智能型人才获得更大施展空间和社会评价。劳模中的智多星队伍，也随之出现大量高学历的“正规军”，出现教授、院士，乃至“海归”精英的身影。

　　刘海珊认为，不管是“智能型”，还是其他什么型的，劳模的本质精神是不变的。

　　而至今以“无私奉献”为人生准则的杨怀远对此表述得更为质朴：做大事、做小事，都是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