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若干意见》，规定“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自首”，引发了广泛争议。而9月7日，北京市延庆法院审理一起交通肇事案，肇事者郭某因及时打电话报警，并如实供述自己的肇事行为，算作自首，获得了从轻判处。

　　同是交通肇事，同是主动及时打电话报警，如实供述自己的肇事行为，在北京算作自首，可获得轻判，可到了浙江，就不算作自首，结果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司法定性如此截然不同，真的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诚然，司法部门工作人员比如法官，具有自由裁量权，但这种裁量权显然是建立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不能由着马儿随便跑。

　　一个性质完全相同的刑事事件，到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司法部门，得出天壤之别的结论，这显示的不是自由裁量权的优越，而是司法定性的混乱。这样的定性结果，必然会制造巨大的社会不公，从而损伤最起码的正义。司法实践证明，性质相同的刑事案件，如果定性太过随意和混乱，容易催人钻法律的空子。比如，一名司机在沪(上海)杭(杭州)高速公路上撞死了人，这时，他就可能会权衡是该向上海警方报警还是向浙江警方报警。甚至有时，肇事司机为了达到从轻判处的目的，会采取一些非正常的手段来实现“自首”，这是很危险的。

　　浙江省高院之所以出台以上充满争议的规定，是因为该院认为，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立即停车，造成人身伤亡的，驾驶人应立即抢救伤员，并迅速报警，这是肇事者必须履行的义务，如果将此认定为自首，那就等于对一件事作了双重评价。表面上看，这种论断有其合理性，但是，该论断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肇事者的“善意”。要知道，主动报警，并如实供述罪行，这已是肇事者在向警方作出交代，这种“善意的坦白”不应该遭遇司法的“抹杀”。

　　更重要的是，交通肇事后主动报警到底算不算“自首”，其可行的依据是《刑法》以及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其中，《刑法》第67条明确了自首的两个法定条件：“自动投案”与“如实供述罪行”。如此铁板钉钉的法条摆在面前，地方法院岂能视而不见？

　　因此，有关“交通肇事后肇事者主动报警并如实供述事实的行为到底算不算自首”，早已是一个用不着争议的问题了。个别地方司法部门之所以在这上面犯“迷糊”，恐怕还是在法律的适用上出现了偏差。当然，也可能是刻意求变，试图对一些既有的司法惯例和法条进行变革，但那应该建立在最为广泛的民意基础之上。如果一种司法变革，相关法条和措施刚一跟公众见面，就遭到最为广泛的非议和质疑，那这些变革者就应该仔细思考一下这种变革的可行性和意义了。毕竟，一种极不科学和失去民意的变革，其带来的危害可能比不变革本身的危害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