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人均期望寿命只有35岁，可谓“人到七十古来稀”。

　　从“缺医少药”到“病有所医”，从“东亚病夫”到“健康中国”。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初步建立，国民健康水平持续改善。目前，我国人均期望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73岁，孕产妇死亡率由1500/10万降至34.2/10万，婴儿死亡率由200%。降至14.9%。。这三项健康指标已经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达到了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公共卫生

　　实行疫情网络直报

　　扩大国家免疫规划

　　52岁的杨顺周是贵州毕节地区大方县农民，祖祖辈辈都使用的敞开式煤炉，导致他患上了严重的氟骨症，胳膊已经变形。今年初，在政府的资助下，他终于丢弃了这种老式煤炉，换上了回风铁炉。今年，我国将防治燃煤污染型氟中毒列入国家重大公共卫生项目，掀起一场“炉灶革命”，1000万受地氟病威胁的群众有望告别氟中毒。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有1200万人饱受血吸虫病煎熬。“头大肩膀拢，肚子像水桶，骨瘦如柴棍，短命早进坟。”这是民间对晚期血吸虫病人的描述。目前，急性血吸虫病发病已经基本绝迹。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曾是旧中国传染病肆虐的真实写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的卫生方针，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和蔓延，先后消灭了天花、丝虫病，并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目标。今年6月，我国启动6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标志着城乡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迈出第一步。

　　2003年抗击非典之后，我国实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38种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日、周、月、季、年的疫情分析和定期信息发布已形成制度，我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管理工作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至2007年底，医疗机构疫情网络直报率达到95.99%；乡镇卫生院网络直报率达到79.04%。截至2007年底，全国传染病报告及时率为93.44%。

　　自1950年开始，我国开展群众性普种牛痘疫苗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初，彻底消灭了天花。从1978年开始，全国普遍实行计划免疫，采用卡介苗、脊灰、麻疹、百白破等4种疫苗，预防结核、脊灰、麻疹、百日咳、白喉、破伤风等6种常见传染病；2002年，国务院将新生儿乙肝疫苗纳入免疫规划；2007年，国务院将甲肝疫苗、流脑疫苗、乙脑疫苗、麻风腮联合疫苗、出血热疫苗、钩体疫苗和炭疽疫苗等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可预防15种传染病。

　　针对新发传染病的流行形势，我国不断加大防治力度。国家对艾滋病患者实行了“四免一关怀”政策；对结核病患者实施以免费治疗为核心的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血吸虫病防治规划覆盖全国448个疫区县。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率由1992年的40%上升到2005年的94%。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方面，我国积累了宝贵经验。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卫生系统开展了大规模的医疗救援和防疫工作，累计救治灾区伤员301万人次，住院伤员近10万人，紧急转运重伤员1万多人，创造了非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伤员转运纪录。

　　医疗服务

　　完善社区卫生服务

　　健全农村三级网络

　　“山高高，草茫茫。女人生崽，有命喝鸡汤，没命见阎王。”以前，广西山区的孕妇习惯在家中分娩，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为此，广西开通了“分娩绿色通道”，一些深山区还组建了“母亲担架队”，把孕妇抬到医院分娩。如今，广西的孕产妇死亡率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全国孕产妇产前检查率和住院分娩率均超过90%。

　　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资源总量持续增加，医疗资源短缺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建立。2008年，全国拥有卫生机构30多万个，医疗机构床位数近400万张。全国医疗机构诊疗人次达29亿人次，住院治疗人次达1亿多。到2008年底，卫生人力总量达到698万人。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为1.55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为1.22人。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初步建立。截至2008年底，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98%的市辖区开展了社区卫生服务，全国共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2.9万个。各地积极探索双向转诊、收支两条线管理、药物零差率销售等制度，很多地方通过建立“家庭医生责任制”、“全科医师团队”等，为社区居民提供健康教育、计划免疫、妇幼保健、慢性病防治等公共卫生和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医疗服务。一些地区社区门急诊量已经达到地区总门急诊量的30%，缓解了大医院接诊压力。

　　以县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骨干、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得到加强。目前，全国乡村医生和卫生员达90万人，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06人。2008年底，全国县级医院近9000所，乡镇卫生院近4万个，村卫生室61万个。

　　自2005年，国家组织实施了“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在中西部地区开展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工作。新医改方案提出，政府重点办好县级医院，每所城市三级医院要与三所左右县级医院建立长期对口协作关系。

　　从2009年起，三年内中央重点支持2000所左右县级医院(含中医院)建设，使每个县至少有1所县级医院基本达到标准化水平。2009年，全面完成中央规划支持的2.9万所乡镇卫生院建设任务，再支持改扩建5000所中心乡镇卫生院，实现每个行政村都有卫生室。

　　60年来，我国在重大疾病预防、诊断、治疗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如在全球最早发现沙眼病毒，成功抢救大面积烧伤病人，成功开展世界第一例断肢再植手术，食管癌综合治疗世界领先，发现青蒿素为抗疟疾最理想药物，小肝癌研究世界领先。

　　我国高度重视中医药传承和创新工作，中医药在公共卫生、重大疾病防治和基本医疗服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影响不断扩大。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所中医医院。

　　医疗保障

　　城乡居民病有所医

　　医疗救助覆盖城乡

　　四川省邻水县丰禾镇复兴村村民杨碧英，不幸患上骨髓瘤，治病花了两万多元，家庭陷入困境。但由于参加了新农合，她报销了医药费1万多元，余下1万余元由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基金解决。杨碧英说：“以前做梦也想不到，农民看病能报销。这笔钱相当于全家人两年的收入，政府的保障让我的生活有了新希望。”

　　2008年10月23日，在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乐园村的一座普通农舍里，一位曾经以创办合作医疗而闻名的老人与世长辞。他叫覃详官，是“赤脚医生”的典型代表，被称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

　　农村合作医疗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是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由于集体经济解体等原因，到20世纪80年代，这项制度的覆盖率降至10%以下。经过几起几落，逐渐走向低谷。

　　2003年，我国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这是我国农村卫生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有效减轻了农民的疾病经济负担，使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困境，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真心支持和拥护。

　　到2008年底，新农合覆盖全国所有含农业人口的县(市、区)，达2729个，提前两年实现了制度全覆盖的目标。今后3年内，全国农民将有望实现在本省内看病即时结算报销。到2010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稳步推进。从2000年起，我国开始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逐年扩大。到2008年底，全国城镇职工参保人数达2亿。从2007年开始，国家启动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保障范围是面向未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中小学生、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保障重点是住院和门诊大病等医疗支出。

　　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初步建立。政府除了资助贫困农民参加新农合，还对新农合补偿后仍无法承担医药费的农民，再给予适当的医疗救助。目前，农村医疗救助覆盖了全部农业人口的县(区)，65%的县(区)开展了城市医疗救助试点。新医改方案提出，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将覆盖到全国所有困难家庭。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截至今年上半年，城镇职工和居民医保参保人数超过3.3亿，新农合参保人数达8.3亿。到今年底，全国所有的城市都将开展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加上新农合的参保人数，整体上将有超过12亿中国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

　　【亲历】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

　　计生标语

　　由冷变热

　　本报记者 李晓宏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上个世纪70年代末，计生标语开始刷遍城乡。这些“写在墙上的历史”，折射出我国人口政策的变迁和发展理念的转变。

　　“‘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杜绝三胎’、‘一环二扎三罚’，这些计划生育初期普遍流行的冷硬标语，反映了当时我国计生工作单纯强调控制人口数量的行政色彩。”翟振武说。1953年以前，国家实行的是鼓励人口增长的生育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30年来，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全国累计少生4亿人，使我国13亿人口日推迟4年到来，有效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流动的是人口，不变的是服务”、“生男生女一个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年轻带头少生娃，晚年养老有钱花”，这些温情的标语，体现了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以人为本的理念。我国由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更加注重利益引导，更加注重服务关怀。

　　北京退休职工闫玉梅

　　老有所养

　　梦想成真

　　本报记者 白天亮

　　“现在我的养老金是1600多元，5年长了近800元，我们这些退休老人真是一年过得比一年好。”9月4日，北京市红庙的一家银行里，退休职工闫玉梅兴奋地说。

　　闫玉梅退休10多年了。“刚退休时，想都不敢想上调养老金，每月能按时领到就不错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养老金常常要拖一阵子才能发。“后来国家搞养老金社会化发放，我从心底里拥护。”闫玉梅说。2005年，国务院做出部署，连续3年为全国4000多万企业离退休人员上调养老金，之后又决定从2008年起再调3年。

　　现在，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由2000年的月人均544元提高到2009年调整后的1200元；新农合的筹资水平经过两次调整，从年人均30元提高到100元；大病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从最初的20%多提高到去年的38%；国家还多次提高了低保标准和失业、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助、伤有所保”不再是梦想。(记者 白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