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8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尾矿库发生特别重大溃坝事故，造成277人死亡、4人失踪、3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近亿元。这一事件不仅葬送了200多名无辜者的生命，也引发了山西官场的剧烈震荡。在襄汾事故一周年的时候，有消息称这里将立起一块纪念碑，建成一个警示广场。(《中国经济周刊》9月8日)

　　逝者已矣。对于遇难者的猝然离去，幸存者总有难以言说的痛楚，“毕竟不是正常死亡，想起来就想哭”。也因此，在众多当地人的“伤心地”立起一块碑，镌刻一些字，以寄托生者绵绵无绝期的纪念，实在是很迫切的事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好，为了忘却的纪念也罢，总之，那块埋葬了很多人的昔日市场，注定会成为一个特殊的、具有警示意义的场所。然而，仅仅纪念、警示，似乎还远远不够，襄汾溃坝纪念碑更应该是一块知耻碑。

　　襄汾有勇气树起这样一块纪念碑，本身就值得赞赏。这是一种不含糊、不隐恶、不躲闪的磊落态度。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哪怕是如何的不光彩、不光鲜、不积极，也没有必要刻意回避。地方政府完全有责任、有义务直面灾难。因为，灾难中受到损害的并不仅仅是政府的权威和颜面，更有数百名无辜罹难的村民。政府没有料事于先、预先措置已经失职、渎职，如果事后又意存掩盖，甚至文过饰非，将深深伤及政府在民众中的信任。

　　值得庆幸的是，襄汾县“9·8”纪念碑的矗立，让民众看到了政府承担责任的勇气。自此以后，当地的民众、政府部门至少有了一个表达哀思、吸取教训的具体场所。

　　襄汾溃坝纪念碑的“知耻”应体现在安监制度的完善上，最低限度就是：“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为什么平时看起来十分严密的安监制度，一旦发生事故居然脆弱不堪？这种“做样子”的安监，并不是撤换几任安监局长就可以改变的。现在，襄汾县的安监局长因为没有合适人选，就一直由该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兼着——如此“高配”只能是一时之计、权宜之计，不具有制度化的推广价值。只要“运动式”的安全检查方式不转换为严格的日常检查，只要责任还没有完全成为每一个公务人员的内心律令，问题就很难彻底改观。

　　这就涉及到地方政府的“知耻”上。说到底，“知耻”还应该体现在地方政府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上。经济发展的压力再大、动力再强，也不能漠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从报道中，我们看到襄汾县一年来在安监系统上进行的强化工作，这样的努力是必需的，但是我们更愿意看到襄汾县在政绩追求上的反思，发展经济必须有安全生产作保证。襄汾县安监局现任副局长冯荣刚认为“个别企业主在利益面前，往往会忽略安全生产”。事实上，企业主忽略安全生产的根源仍在于地方政府——不揭开这一层意思，反思不会到位，知耻也不会后勇。找到问题的根源，对症下药，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不管怎样，襄汾溃坝这样一起震惊世人的恶性灾难，终于有了一块纪念碑。我想，纪念碑上最要紧的是应该镌刻下277名死难者和4名失踪者的名字，一个一个排下来，长长的名单后面是绵长的悲哀和深沉的耻辱。遇难者已经失去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生者还顾忌什么呢？(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