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普适”价值

　　《瞭望》：一百多年来师法西方的中国，现在反过来能否给危机中的全球提供某些启示？外来普适价值中国化的同时，中国本身能否提供一些普适价值？

　　严书翰：中国能否给危机中的全球提供启示，这是个很热门的话题。对此，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也就是说“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能给别国提供启示这也不必怀疑。但不能讲过头话，即仍然要实事求是。也就是仍然要强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仍然要强调首先把自己的事办好。不能轻率地说“为发生金融危机的世界指明方向”这类话。

　　当前对普适价值的争论很热烈。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讲两句话，即“两点论”：一是坚决不同意西方国家中的一些人把他们的某些价值加以包装，就变成普适价值向全世界推销。这里面确实存在在话语上搞“霸权”的事实。二是我们不能因此轻率地否定普适价值的存在，更不能去批普适价值这个提法。千万不要把普适价值的提法拱手让给别人，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比如，曾经把人道主义、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等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胡星斗：普适价值应当与中国价值互补，或者说普适价值中就应当包括中国价值。文化价值无所谓优劣、好坏之分，它是世界各族群人民长期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反映，是一定的世界观、方法论等的集合。对文化可以有多种评判标准，如包容性、自恰性、幸福主义标准、功利主义标准，等等。对于西方文化价值和中华文化价值，取舍扬弃的原则应当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是否有利于人的幸福和完善。由此分析，普适价值中除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科学、效率等之外，还应当包括中华价值之气节精神、崇高人格的追求、社会道义感、使命感、责任感、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尊师重教的思想等。

　　中西方需要相互学习，过去中国很落后，需要学习西方；现在我们似乎强大了，同样也要学习西方，因为我们的体制还有很多落后的方面。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具有先发的优势，但是也需要向中国智慧学习，尤其要学习中国人对和平、和谐的追求。

　　房宁：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启示，比如金融监管方面，美国也在危机中往回走，就像“先污染后治理”一样，而中国则有望跨过“卡夫丁峡谷”。

　　中国经验主要是对第三世界有启发，因为发展背景、阶段、条件相似。西方道路在西方走完后就不太具有普遍意义，美国道路别人走不了，但中国道路，第三世界国家可在一定程度上效仿。

　　《瞭望》：如果有第三世界国家政界、学者来中国取经，您会给什么具体建议？

　　房宁：一、从本国国情、历史条件出发，把他国好的做法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二、给人民以权利和自由，适度集中权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扩大人民的权利。三、中国式协商政治求同存异，求最大公约数，比竞争性选举更适合工业化初期国家。在社会矛盾较多时期，民主应更侧重于协商、监督。

　　要自信，更要清醒

　　《瞭望》：热议中国时是否需要提防“捧杀”中国？当前中国的自信心上来了，如何自省呢？

　　严书翰：有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据说很畅销。我相信还会有人写另一本书，叫《世界是复杂的》。当今世界确实复杂。就以对“中国模式”的议论中种种观点都有。真心羡慕高兴者有之，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者有之。不能排除也有人有捧杀中国的意图。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头脑清醒。

　　房宁：要自信，但也要保持冷静头脑。做个简单的对比，东京城铁、地铁有四十多条，北京地铁数量不到它的四分之一，首尔汉江上有二十多座桥，上海黄浦江不到它的一半。差距还大得很。中国的现代化已初具模样，但下面的“细活”还多着呢。内部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外面还有捣乱的、防堵的，接下来的路仍然很不容易走。

　　胡星斗：以前我到香港尽力说英文，因为说普通话被人看不起；现在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在世界各地，我们中国人都挺直了腰板，说普通话、中国话是荣耀。

　　中国模式让中国人获得了自信，但是我认为自省更加重要。只有反思我们的不足，国家才能进步；否则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奇迹可能昙花一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都有深刻的经验教训。

　　无论国际上出现“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模式论”，我们都要头脑冷静，正视自己的优点与缺点。特别是要认识到，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收入很低，产业低级化，产品低端化，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品牌；我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资源、环境、社会、道德等种种问题，这些不能仅仅依靠“中国模式”来解决，而要学习发达国家的模式。所以，确实需要防止捧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