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原本是机场，却没有飞机的轰鸣，只有身体与地面撞击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原野里。

　　这里原本没有“村”，为了在共和国60岁生日那天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来自天南海北的军人和一面面飘扬的红旗，组成了一个中国军队的临时建制——阅兵村。

　　新华社记者首次探访位于京郊的阅兵村，是在北京最热的七月。一片整齐的板房加上一条机场跑道，构成了阅兵村的主体。自东向西延展几公里的跑道上无遮无拦，40多摄氏度的地面温度，让人一动不动地站上几分钟，就会大汗淋漓。参阅队员们每天12个小时以上的训练，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96米、128步。这是天安门东西两个华表之间的距离，也是徒步方队将在天安门前以正步走过的距离。

　　徒步方队总教练袁大庆说，为了这96米、128步，官兵们要在训练场上走过近万公里。

　　他们的“长征”，是从2009年初开始的。5月，所有部队都进驻了阅兵村。直线与方块的移动，清脆的脚步声和着“一二三四”的口号声，成为了这个独特村落每日不变的风景。

　　每一张脸都是黝黑黝黑的。生活区纵横交错的小道上隐约可见墨笔画出的线条，即使是在吃饭、散步的时间，队员们仍然会身姿挺拔地迈出标准的75厘米——那是他们通过天安门时每一步的步幅。

　　红色的倒计时牌醒目地标记着距离正式阅兵剩下的时间。与1999年的“世纪大阅兵”相比，这次阅兵的训练时间较短。三军仪仗队方队长李本涛号召他的队员“每分每秒有意义地度过”，有的方队则提出了“白加黑、五加二”的要求——训练不分昼夜，也没有周末。

　　一个月踢坏一双皮鞋，几次晕倒后仍然“溜”回训练场，受伤了“隐瞒”不报，梦里还在踢腿摆臂……这样的事，在每个方队都不鲜见。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从2009年冬天到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参阅官兵们在训练场上走过四季。一位队员这样形容寒暑的挑战——冬天一出汗，衣服里外全部湿透，北风一吹，冷到骨髓里；夏天用不了多久就晒得只有牙齿是白的，脚下每天都像“铁板烧”……

　　一进阅兵村，来自空降兵的队员们放下行囊，还没进兵舍，就开始了训练。短短几十天后，有的战士竟瘦了二三十斤。

　　训练场上没有男女之分，但体力耐力较弱的女性无疑是付出更多的一个群体。

　　为了练体力，女队员们每天早上绑着1公斤重的沙袋，跑3公里越野。腿受伤，就练摆臂，臂脱臼了，就吊着胳膊练踢腿。即使回到宿舍，同伴们还会互相压脚尖，压得哇哇大叫甚至大哭。

　　“我曾经担心‘80后’‘90后’不能吃苦，他们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三军女兵方队方队长常东华说，“吃过了阅兵训练的苦，将来这些孩子撒到全军都是骨干。”

　　封闭也是这里的一大特点。一圈铁围栏包围着阅兵村，也让队员们的生活变得简单了许多。

　　一旦进入阅兵村，就不能再使用手机。一次，一个女兵看到常东华打手机，颇为羡慕地说：“我能不能摸一下啊？”报纸中间掏个洞往脖子上一套，队员们就互相理发。而周末到阅兵村里的超市买点日用品，则被大家称为“去超市开开眼界”。

　　53岁的陆军学员方队队列总教练张群彦和他的女儿同在阅兵村，很少见面的父女俩偶尔在路上碰到了，交流的也都是关于阅兵动作的体会。

　　记者在女兵方队采访时，正碰上队干部外出采购回来。这次为队员买回的，是某知名品牌的防晒霜。

　　随着“以人为本”理念在中国军队的深入，阅兵训练越来越人性化。

　　“当年我们住的是木板房，一个房间14人，只有一个小电扇。这一次，每个房间都装上了空调。”曾参加1999年国庆阅兵的女民兵方队队员、32岁的“妈妈队员”刘亚红说，这次阅兵的保障条件更好，队员们的生活更方便了。

　　小小的阅兵村功能齐全，开设了银行、邮局、超市、熨衣房和修理间。很多方队有自己的心理医生、心理教授，以讲座、谈心的方式为队员们进行心理疏导。一日三餐的营养搭配更加科学，一些高科技的辅助器材和评估系统也首次引入了训练。

　　所有的队员，都经过了严格的选拔。在以队列动作、外形身高等为指标的阅兵标准基础上，一些方队的选拔甚至“苛刻”到了脸型和手指头的长度。

　　如果说从部队来到阅兵村靠的是个人的综合素质，能否从阅兵村走到天安门，最重要的或许在于热情与毅力——正如三军仪仗方队队员朱振华在一篇题为《正步人生》的文章中所写的：“别人都说仪仗队走得好，是因为我们把正步当作事业、当作人生，把全部热情放到脚尖上、手臂上。”

　　离开阅兵村时回望身后，那片营区极像抗震救灾期间救灾大军的绿色营地。

　　军人四海为家。在近一年的阅兵训练里，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他们来自每一个家庭，而又不完全属于每一个家庭。

　　他们属于国家和人民。他们在骄阳与汗水的磨砺中，向着十月的北京进发。(记者白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