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一直是党和政府紧抓不放的一件大事。对于国内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乃至随之衍生出的各种对官员行为的限制政策，专家表示，作为推进社会民主进程的一部分，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公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存在阻力，但长期来看必将实现。相比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枝节问题上的过多纠缠则显得不那么必要。

　　“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说，政府官员想不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财务状况，这是不可能的。”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现代人力资源测评研究中心主任郭庆松表示，在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已实施多年、无论公民还是官员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制度。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干部被定位为“公仆”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更没有理由拒绝推行这一制度。

　　郭庆松告诉记者，无可否认，推广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现阶段确实存在不小的阻力，这其中既有现行体制方面的原因，也存在官员本身素质的局限。“作为应对政策，我个人认为，现阶段或许可以暂时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操作模式，在新任命的官员中率先推行财产申报制度。”郭庆松说，对于新任命的官员，愿意进行财产申报和公开，应当被视为走马上任的必须条件。通过这样的方式，构建起一定的社会共识之后，则可以考虑将实施对象进一步推广到现任官员等更大的范围。

　　对太原市政府对官员办红白事的限制令，郭庆松则表示，官员请客是否会牵涉到腐败，完全取决于他是否动用手中的公权力，而不是酒席的规模大小。监督工作完善到位，才是杜绝借宴请行腐败的最有力措施。太原政府的禁令，动机是好的，但这种到位，才是杜绝借宴请行腐败的最有力措施。太原政府的禁令，动机是好的，但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反而可能弱化了原本应当承担的监督义务，其效果并不令人乐观。

　　“调查数据显示，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反对财产申报公开；但是如果到老百姓当中去调查一下，恐怕100%的人都是支持的。”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守钧表示，作为手中掌握了公权力的官员，这个身份就要求他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向公众公开自己的财务情况，便是这些义务中的一项。

　　“相对于建立起全面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像限制红白事规模的政策，只是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胡守钧说，尽管官员有向公众公布财产情况的义务，但他同时依然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人，理当享有婚、丧、嫁、娶的自由。换句话说，只要在财产申报、公示和监督上做得好了，自然能够从根本上杜绝官员腐败的可能性。不然，只是消极地“堵漏”，难保不会出现摁下一头、又起一头，治标不治本的情况。(袁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