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沟八梁一面坡”到“农业学大寨”再到“农村经济学大寨”，大寨传奇演绎了新中国的两次勇敢跨越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句国人皆知的口号曾影响了中国十四年的时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最著名的村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七零八落的山梁山沟间，大寨人通过实干苦干造出了层层梯田，粮食亩产猛增。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换来了十余年“中国农业学大寨”的光荣。

　　当历史的火车在十字道口转轨，大寨一度痛苦地迷失了方向。当小平南方讲话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大寨人终于在雾里看到了那朵最美的红花——“改革”。如今的大寨，正在集体与个人各扬所长的折中道路上前进着。

　　“各位乡亲，收电费啦！”一个男人的声音透过大喇叭响彻全村。从大喇叭里传出的淳朴乡音，已经在这个村庄响彻了半个世纪。不同的是，三十年前喇叭里传出的是诸如“下地干活”之类的有关集体的统一号令。

　　在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喇叭声中，80岁的宋立英老人坐在毗邻陈永贵故居的自家窑洞里，一边在一本本大寨题材的书籍上一笔一画地签着自己的名字，一边向前来拜访游客们讲解着大寨往昔的激情岁月。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大寨村第一位女党员、大寨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的妻子，宋立英和“铁姑娘”郭凤莲一样，是大寨最出名的女人。

　　1953战天斗地狂想规划

　　大寨，地处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依虎头山而建。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寨，人称“穷山恶水”。经过祖祖辈辈的辛勤开垦，到宋立英开始记事的时候，大寨村民们拥有了700亩土地。可这些地不是远在山上，就是险在沟边，东一小块，西一小块，“七零八落，分成4700多块散布在一面坡上”，“七沟八染一面坡”。

　　这样恶劣的地形不仅让大寨人在农业上难有发展，亩产不到200斤，甚至还得时常担心温饱。地处黄土高原，大寨十年九旱。平日里，人畜用水紧张；可一旦赶上雨季数日暴雨，山洪暴发，全村顷刻之间就可沦为汪洋一片。

　　1953年，大寨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在村支书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历史上第一次如此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他们制定了“战天斗地”的狂想性规划。

　　他们想治沟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储水，除了扁担、锄头、铁锤等最基本的劳动工具，他们拥有的只有一双双布满茧的手。为这个在一般人看来白日做梦般的狂想，大寨人大干苦干，一干就是十年。

　　宋立英向记者回忆说：自从开始治沟平地，日后闻名全国的“冰碴饭”就成了大寨劳力们冬天的主餐。黄土高坡上的冬天非常寒冷，且昼短夜长，一到冬季，劳力们干起活来就得使出十二分的气力，以确保按时完成治理计划。争分夺秒之下，大寨人决定由后勤把饭送到地里，以节省下劳力们来回村庄吃饭的途中时间。可山高路远，滴水成冰，当后勤们把饭送到地里时，饭往往已经结了一层冰。干了半天活的劳力们早已饥肠饿肚，端起碗来就是一通狼吞虎咽，吃完不休息，继续劳动。大面积的梯田逐渐一层一层地展现在大寨人的眼里。

　　十年后，大寨亩产猛增至700多斤，这得益于土地形状和土地养分的改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认为，吃饱穿暖，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村民们当时夜以继日艰苦劳作的直接动力。“名呀利呀，这些东西脑子里通通没有。就一个字——‘干’！”

　　1963顺利完成灾后重建

　　宋立英在大寨生活了80年，她亲身经历过的天灾不胜枚举，但没有一次比得上1963年夏天的那场洪灾。

　　1963年夏天，大寨漫山遍野的作物长势喜人，根据往常的经验，等待村民们的将是一场大丰收。谁知，8月初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不期而至，“稀里哗啦”狂泻了7天7夜。虎头山的7条山沟浊浪滔滔，村民们眼睁睁地看着洪水摧垮道路和堤坝，马上就可收割的作物一片片地倒下了。

　　全村的800多亩土地中，有139亩梯田被冲为平地，41亩庄稼被沙土掩埋,其余620亩也几近于绝收。洪水还毁掉了村民们的家。全村270间窑洞和房屋，塌了190间，63间成了危房，能住人的只剩下17间。80户人家，78户无家可归。

　　在之后的重建过程中，陈永贵三番四次鼓励村民：“在这世间，‘人’是最宝贵的。遭了这么大的灾，我们村没有死人，是大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拿出大干苦干的精神，天塌下来也顶得住！”

　　虽说“人”是最宝贵的，但光有人也不行。重建家园需要大量的石料，于是村民们开始四处寻找适合取石的山体。宋立英的丈夫贾进才带领的分队找到了大寨与金石坡村交界处的“石窝”。

　　石匠们都说这个石窝是“老虎吃天，没法下口”，“要打开起码要半年”。起初，贾进才和3个助手在石面上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击破点，若能打开这个缺口，便能取出大量上好的石材。他们找来炸药，整整9天过去了，那块石壁上的石头还是无动于衷。

　　大伙儿们并没有气馁，他们开始寻思“四两拨千斤”的巧法子。在10天的寻石过程中，贾进才们砸碎了两把大锤，3根一米多长的钢钎被磨得只剩下一尺左右，10多个七八寸见长的铁楔被打得只剩三四寸。这，就是大寨人的精神！

　　1964“农业学大寨”铺开

　　“农业学大寨”学出“红旗渠”，大寨一度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在这场艰苦的灾后重建中，一位大寨少女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她叫郭凤莲。她和村里的少女们一道，以超乎常人想象的干劲和毅力，承担起了和汉子们一样繁重的体力劳动，村民们把这批少女称为“铁姑娘队”。1964年，不满18岁的郭凤莲成为大寨“铁姑娘队”队长。

　　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向毛泽东汇报大寨事迹。毛泽东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同年8月，毛泽东对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同志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同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竟然专门表扬了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年，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

　　经历过“大跃进”的折腾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如何提高“大锅饭”制度下农民的积极性，已成为当时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而大寨人却凭着一股实干苦干精神，粮食连续10年增长。

　　在此后的岁月里，国家领导人纷至沓来，18位外国元首先后造访，上千万名国内参观学习人员和25000多名外国游客接踵而来。大寨，不再仅仅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大寨，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省林县的红旗渠：林县人民通过学大寨，凭着一股“大寨精神”在险峻的山上开凿出了一条“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彻底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困境，创造出了高产稳产的农田，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

　　而学大寨能否有成效、有多大成效，主要取决于“学什么”和“怎么学”。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中，不乏教条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有的看见大寨粮食产量高，回乡后就片面强调粮食增产，而置经济作物于不顾；有的见大寨开山垦田，回乡后不顾实际条件刻板模仿，结果严重破坏了林业资源；甚至有来自平原地带的参观者觉得大寨的梯田很壮观，回乡后想号召乡亲们模仿。

　　就这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以利弊交错的态势，在长达十四年的日子里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中国村庄。1973年，年仅26岁的郭凤莲当选为大寨党支部书记，从此走上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