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黄河看秦问晋

　　一河之隔两省路途各异。今年上半年，山西是全国唯一出现GDP负增长的省份，陕西则保持GDP高速增长，达11.8%。秦晋之间的距离在十年中越来越大。

　　文 本刊记者 苏枫

　　坐在陕西看山西，黄河一路奔腾，开山破土凿就了黄河上最长的一段连续峡谷河段——晋陕峡谷。

　　同样的黄土高原，近似的乡音，两省在资源、文化与历史上都曾有着相似的起点，导游们呼喊着“地下五千年看陕西，地上五千年看山西”，似乎两省看遍即已经看过中国五千年历史。

　　“给我个杠杆吧，我会撬动地球”

　　十年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站在关中大地上，大手一挥，陕西成了“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一河之隔的山西人只好自嘲是“不东不西”。直到五年前“中部崛起”，在中部六省中最为边缘的山西才开始了加速前进。

　　十年前，提起陕西，国人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关键词是：黄土地、窑洞、西安、唐朝、兵马俑、丝绸之路、还有贾平凹的《废都》。

　　废都一度成为西安的代名词，陕西当时的境况不言而喻。

　　“国家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陕西一年比一年好。”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咨询中心主任张宝通回忆，每年13%以上的经济增长幅度虽然极为显眼，但更重要的是，陕西在刚开始加速起跑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的短腿。

　　差距与飞秒

　　“浙江人站起来就干，陕西一些人坐下来就学；浙江人边干边学，陕西一些人为学而学； 浙江人为发展而干，陕西一些人为荣誉、政绩而干；浙江人想着小事，从小事干起，陕西一些人根本看不上小事，梦想着干大事；浙江人什么地方都敢去，陕西一些人守在家门口，啥地方也不想去……” 2003年，时任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杨永善找出了陕西人与浙江人的33个差距，并将陕西的种种发展困境命名为“陕西现象”。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巨大的争论与反思。

　　此时，黄河另一边的山西则仍在为自己寻找政策支持，呼喊加入“中部”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陕西现象”曾是西部十二省中的独特景观——科教是大省，经济是小省，收入是穷省。张宝通认为，陕西原来的战略本身有缺陷，片面强调高新技术和装备制造业。陕西是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以航空航天为代表的全国最先进的产业在陕西，但是陕西地方经济又很落后。以国防科技为代表的产业，体制上和地方隔离、产业链和地方断裂。因此，形成了“陕西现象”。

　　“陕西现象”争论过后，陕西省决策层迅速地调整了陕西的发展方向与模式，逐步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陕西突破过去模式的一个缩影。在西安的城市版图上，西安高新区的扩张速度非常惊人，从几平方公里到如今的34平方公里。这里诞生了激光“飞秒”技术，1飞秒只有1秒的一千万亿分之一。国庆阅兵75%装备来自此地。高新区里有“三多”：院士多、国家重点实验室多、前沿科技研究成果多，每年至少有10家企业上市。

　　科技而不是别的，将西安的发展速度提升到了“飞秒”的境地。

　　2009年6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前往考察西安高新区，他在这里亲自操作开了两台车，一台是法士特的新品变速器，开完后他说，“我也可以驾驶重型卡车了。”另一台则是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

　　温家宝稍后与企业家们座谈时强调：“要把西部大开发提高到新的水平。”

　　20天之后，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新发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宣称要把关中—天水经济区打造成为“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的战略高地”。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副司长李应明透露称，西部大开发的新政策正在研究制定之中。

　　可怜韩愈看不见

　　2008年四季度和一季度，中央“4万亿元”投资项目共计下达陕西省65.4亿元。其中， 2009年一季度下达35.9亿元。2009年，陕西省提出了9个领域、共计171个重点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8710亿元，其中2009年度投资额为1449亿元。今年计划的骨干铁路、公路和地铁等交通设施重点项目年度投资就达494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陈秀山认为，最近几年来陕西异军突起不奇怪。“陕西的综合实力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产业基础好，二是人才有优势。”陕北逐渐打造成为国家新能源重化工基地，关中地区则成为陕西经济引擎和科技动力的核心区域，陕南之绿色产业迅速崛起。

　　十七大后，陕西的口号由“建设西部经济强省”改为“建设西部强省”。2008年，陕西经济总量排序由20位升到了19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6位升到了22位，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8位升到了27位。

　　陕西省甚至提出了“抢抓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机遇”的口号，支持在县域范围内建设工业园区。一系列重金砸向了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能源化工项目。

　　贾平凹不再描述西安的颓势，他7月份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散文慨叹秦岭的变化，可怜当年的韩愈 “雪拥蓝关马不前”，而自己坐车三个半小时就到了。他赞称：“从西安到棣花，从棣花到西安，我不再以出生在山里而自卑。车每每经过秦岭，看山峦苍茫，白云弥漫，就要念那首诗：“啊，给我个杠杆吧，我会撬动地球；给我一棵树吧，我能把山川变成绿洲；只要你愿意嫁我，咱们就繁衍一个民族。”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凯认为陕西在探索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形成了可以借鉴的陕西模式。陕北的发展势头非常好，依靠资源拉动起来了。中部的西安，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企业都起来了。“陕南是山区，前几十年都没起来，但未来发展势头非常好。搞好这两样——一个油气开发、一个旅游，陕南就能起来！”

　　陕西模式是否形成尚待研究，但是一个两翼齐飞的陕西已经跑得更加平稳快速。

　　问晋：山西何时好风光？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郭兰英的甜美嗓音曾让人们对山西产生了温暖的向往。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山西，温暖不再。由“山西”二字，国人引申出来的词语有：煤、矿难、死亡、乔家大院、晋商、煤老板、暴富、矿工、贫穷……

　　“省长卸任定律”

　　煤，是山西绕不开的过去与现在。

　　2009年9月16日，本应是山西举办第三届煤博会的时候。但是今年以来，困顿的经济形势让山西决策层愁眉不展。7月26日，山西省商务厅发布公告:“煤博会明年再办，今后将改为两年一届。”

　　山西坊间则流传着另一种说法，煤博会一开，省长走人。

　　煤博会，全称中国(太原)国际煤炭与能源新产业博览会，旨在“构建煤炭与能源新产业的国际交流平台，推动山西乃至全国煤炭与能源产业持续健康高效的发展”。山西民间从一年一度9月16日举行的煤博会总结出来了一个“省长卸任定律”：2007年9月，首届博览会一开完，出了 “黑砖窑事件”，省长于幼军走了；第二届煤博会开幕前一周，襄汾县发生特别重大溃坝事故，随后省长孟学农辞职。

　　2009年的煤博会本来仍在筹备之中，但相关人员将煤博会的计划上报给省政府后，迟迟没有动静，最后的批复是改为两年一届。

　　民间说法不足为证，但煤矿安全的严峻形势确是山西省长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表态“宁听骂声，不听哭声！”的山西新任省长王君话音未落就遇到了震惊全国的屯兰矿“2・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不愿听哭声的王君流着泪说：“屯兰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影响极其坏，我们对不起死难矿工……”

　　山西换完省长之后怎么办？

　　一位前山西省高层官员对近年来的省长频换颇有看法，他评点前几任省长称：“于幼军本事不大，不是人们想的那样。这么高的领导，第一政策水平要高，第二政治感要有，第三要有敏感性。作为一个领导来说，于三点都没有。某个县向他汇报，说我们这个县增值税太高，能不能免一些。他说好，免6%吧。那是税法！他随便说！另外，他在一个地区三天能定90多个几十亿元、上百亿元的大项目。知识分子对他没有感兴趣的，他大话连篇。”

　　该官员认为：“孟学农还是懂规矩的人，这个人可惜了。办事懂程序，没有空话和废话，老老实实，像老黄牛一样往前推。说了一个谎话就把他免了，可惜。山西需要这样的省长，不需要争什么，就是做实事。”

　　王君的前任孟学农，近期发表的《心在哪里安放？》一文亦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孟在文中表达了他对山西的复杂感情：“心在哪里安放？黄河，太行，汾水吕梁，五台云岗……还有那3700万老乡！我多想多想，手拿把攥着命运的人们，事该干，福该享，冲就冲，浪就浪，舞就舞，唱就唱，五千年文明史再不让我们悲怆！”

　　山西不能再悲怆了，山西的出路在哪里？

　　靠不住的煤

　　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表示，年国家计划投资的4万亿元里面，确定在山西投资额为6500亿元。包括高速公路、铁路项目，包括棚户区改造工程，这些项目都已经启动，动工了，有可能实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的预期，

　　山西在4万亿元中抢得的政策支持超过了陕西。

　　但是山西的煤炭经济仍然积重难返。

　　“对现在的山西来说，是成也煤炭，败也煤炭。所以，山西的资源优势，同时也是巨大的资源陷阱。”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陈秀山说。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不无痛心地说：“山西人太依赖煤了！无论从短期和长期来看，盲目的挖煤而不注重生态环境的补偿，都是得不偿失，终究会吃亏。据有关资料表明，山西因挖煤、炼焦、发电造成的环境损耗，保守估计每年达56.71亿元，20年环境损耗价值总量为1134.2亿元。

　　从2004年开始，山西经济的增长幅度一直排在了各省市的前列，但是“煤老板炫富”以及接连不断的“矿难”始终缠绕着与之前行。这种增长终于在2008年碰到了全球金融海啸的冰山上。

　　负作用开始显现，2009年一季度，山西GDP增速-8.1%；上半年，GDP增速-4.4%。作为全国唯一负增长的省份，山西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解释说，山西“黑”与“绿”的抉择显示了山西经济负增长中的转型之变。

　　“山西的四大支柱产业是同类型的，不存在互补性。”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潘云说，其他省的支柱产业有上游产业又有下游产业，有互补的作用。但是山西的产业是同类的，都属于资源型上游产业。这次金融危机又对上游产业的冲击巨大，山西的经济受影响就难以避免。

　　“东方不亮西方亮，如果煤炭产业受到局限，我们还有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则认为，现在要找一些出路，不能只依靠煤炭产业，不能“一棵树上吊死”。要化危为机。通过结构调整，来淘汰那些规模小的、技术管理落后的项目。而且按照经济周期原理，当经济再度起飞的时候，经过结构调整后，新的生产能力将是现代化的。

　　秦晋之间；中西部模式之变

　　不是黄河，而是发展模式的不同隔开了秦晋两省的距离。

　　大同是山西省的“煤都”，建国60年，大同采煤60年。大同新任市长耿彦波称大同矿井“有企业没形象，有装备没技术，有场区没价值，有资源没品牌”。

　　内蒙古鄂尔多斯、山西大同和陕西榆林是全国三大产煤城市。与大同不同的是鄂尔多斯和榆林上升速度凶猛。

　　榆林舍得花钱。这个陕北城市今年准备投入近百亿资金用于整合资源。副市长姜国璋明确表示，对低于300亿元人民币的煤炭开发项目，榆林今后将不配置煤炭资源。

　　潘云认为山西的情况跟陕西不同，“现在，陕西的平均矿井规模是70万吨，而山西仅有36万吨，且30万吨以下的煤矿占到70%；全省2600多座煤矿，实现机械化综采的只占到11%，40%的煤矿还是延续很原始的炮采方式。”

　　榆林市神木县的财政收入，就超过了“南六县”的总和。但神木另一种变化也引人关注，神木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引起全国关注。

　　十年西部大开发，五年中部崛起。中西部两省的变化可能是观察中西部发展方向上的一个观察点。

　　山西社科院副院长潘云分析道：“山西的发展模式是一个特殊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山西的发展首先是以最快的满足国家需求的思路来的，国家对煤炭的价格一直管得比较严。山西的发展过程，满足了国家的供应，但是给自身的发展带来问题，就是煤炭的价格没有放开。陕西走的路和我们不一样，它可能自主发展方面强调得比较多，因为没有给它煤炭这个压力，可以自主调整。”

　　在左右摇摆和直线上升之间，两省的模式之变或可显示出中西部不同的发展方向。

　　未来的中西部政策的持续拉动将会使两个地方面临新的考验和竞合，黄河上越来越多的晋陕大桥映证着这一趋势。

　　(实习生于靖园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