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辈相比，农民工二代的“城市生活”似乎并无明显改观，依然是浮萍一般无根的生存。但必须正视，如果进城农民工二代依然接受劣质的、聊胜于无的教育的话，那么他们真正融入城市可能会遥遥无期。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再度进入视野。不过，这一回，关注的是更为幼小的“农民工二代”：幼儿园里的农民工子女。“金秋九月来临，小朋友该上幼儿园了。就在城里人讨论哪家幼儿园赞助费高、艺术课程较全、师资力量更强时，来自河北的乐乐妈妈考虑的却是哪家幼儿园更便宜，可以收户口不在北京的孩子……”(8月26日《中国青年报》)

　　后来———所有的故事都有“后来”，哪怕是“后来”后面也会有界限分明的城乡壁垒。后来，乐乐妈妈为儿子找到一家专收农民工子女的幼儿园，除了价钱还算满意，其他条件显然不令人满意，4个老师带着100多个孩子，空间逼仄，群蝇乱飞。不过，“孩子有学上总比在家待着强。”就在北京的很多菜市场里，小小年纪就跟着大人卖菜的小人并不鲜见。

　　此种“非正常生活”，正折射出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已经呈现出代际传承的趋势。第一代农民工洗脚上田进城打工，城市不过是其暂时工作、寄身的地方，他们与所服务的地方并无任何牵系；现在，这种状况已经传递给他们的子女。与父辈相比，农民工二代的“城市生活”似乎并无明显改观，依然是浮萍一般无根的生存。如前文所述，其所接受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教育，基本上也是自成系统，因陋就简，与这个城市的文化教育水平相距甚远。

　　此种代际传承所隐含的权利稀缺，对农民工及其子女本身当然是不公平的，“同在一片蓝天下”，同是“祖国的花朵”，城乡人群的境遇何以如此悬殊？此外，即便对于中国当前的城市而言，数目上亿的一个庞大的缺失教育群体的流动性存在，并不是一件能够让人感到轻松的事情。这些农民工子女很少有“故乡”的概念，他们小小年纪就随着父母走南闯北，其对遥远老家以及寄居城市的认同感，十分稀薄。如果缺乏正常的进入社会的通道，很容易形成人力资源无法释放的“堰塞湖”。

　　那么，这些外来流动人口怎样才能融入城市社会？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的很多城市尽管放低了进城门槛，实行了有条件的户籍制度改革，尝试着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但必须正视，流动人口要想完全融入城市，同样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代际传递的过程。比如说，农民工子女通过接受相对优质的教育而逐渐减小与城市的落差，直至完全融入城市。如果进城农民工二代依然接受劣质的、聊胜于无的教育的话，那这个过程可能就是遥遥无期的。

　　城市是应该对日日生活其间的农民工有一个“融入规划”了。不能依然止步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应急处置，也不能仅仅依赖蜻蜓点水式的定点救助而忽略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规划不仅要有近期急务、中期目标，更要有长远的考虑，要把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与城市发展繁荣结合起来。让非正常的农民工幼儿园回归“正常”，不仅仅关系到一个人群的教育公平问题，更关系到我们的城市究竟选择什么样发展路径的问题。

　　□胡印斌(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