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入党

　　父亲给我讲早年革命经历

　　1963年5月，我刚满21岁，在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独立做出的(当然受到父亲的影响)重大选择。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欣慰的是我们这个革命家庭中有了第二代共产党员。

　　这年夏天，他带着全家到北戴河休假，利用几天时间给我讲他早年的革命经历。他说：“入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入党后，下定决心，坚决干到底，更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革命的转折关头。”父亲回忆说，他是22岁入党的，入党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徘徊的经历。“觉悟迟没关系，有反复也不怕。只要真正觉悟了就好办。就怕觉悟早而不真，迟早会动摇。也不要怕犯错误，就怕犯了错误不改。”

　　1961年，我弟弟丹淮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是我们兄弟中第一个离家远行独立生活的孩子，父亲为他写了送行诗，其中提到“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

　　1965年9月，我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七机部二院二十三所工作。父亲又和我谈过一次话，主要是讲从事科研工作的重要意义。他在1964年1月陪同周恩来总理访问北非国家时，曾经参观过一家现代化炼油厂，那里采用的是法国技术，全厂只有900个工人，而与之生产规模大体相同的我们国家的炼油厂却需要1万名工人。父亲认为，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我国的科学技术与工业水平和外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引用列宁的话：“劳动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他又回到6年前对我讲过的话题：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必须进一步解决经济落后的问题，国家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我们所进行的革命是否具有合理性也能最终得到证明。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最后解决这个经济发展的课题，主要就是依靠科学技术。我们已经规划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真正埋头苦干来实现这个远景，全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属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人，他确实不明白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场“全面内战”。大批干部受到冲击，广大群众也被驱赶到形形色色的残酷斗争中，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荡然无存。父亲公开质疑这种过火的斗争方式，被打成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到错误批判，政治上完全被“靠边站”了。为了顾全党内团结的大局，他不得不承认“错误”，多次做检查。鉴于遵守党的纪律，他那时不能向我们家人透露党内斗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