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参政”诉求

　　记者 谭剑　杨霞

　　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的青年一代如今已成为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主体。半月谈记者最近在湘、粤两地调研时发现，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进城务工的目的悄然改变：不仅为了赚钱，更迫切地渴望融入城市，不仅积极争取自身的经济、社会权益，也希望在城市拥有自己“话语权”。然而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途径仍显得比较狭窄。

　　二元结构下，农民工政治权利“悬空”

　　23岁的李芙蓉来自湖南衡阳，到广东打工已经几年了，打扮入时的她如今已看不出一丝来自农村的影子。在与记者的交谈中，李芙蓉会不时谈起对时下经济形势和劳资纠纷的一些看法，也会跟记者讲起所在城市发生的新闻，但对家乡的事却明显十分淡漠。李芙蓉告诉记者，虽然早已过了18岁，但她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村里的选举。“因为我觉得无论谁当村主任，都不会给我带来什么改变，反正我已经不打算回老家了。”

　　李芙蓉的想法代表着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政治参与的态度。湖南省社科院人口所最近一项针对湘、粤两省农民工群体的问卷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的关注度比上一代明显提高，但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选择性。他们关注政治更多地集中在所在城市和自身的权益保护方面。在调查的1256名农民工中，对国家大事表示“关注”和“非常关注”的占74.7%，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政治的关注度明显提升。但同时，只有21.6%的农民工参加过老家最近一次的村委会选举，参加过打工地所在城市社区居委会选举的农民工仅占5%。对家乡村干部选举表示“无所谓”或“不想当”的接近半数。

　　农民工问题专家、湖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邓秀华说，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关注程度虽然远较上一辈强烈，但政治参与行为并不令人乐观，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深深地烙上了城乡二元体制的印迹。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是农民工参政的主要渠道，但是他们远离家乡、信息不通，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而城市尽管与农民工利益有着直接关联，但由于制度安排无法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无法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在二元结构下，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实际上处于一种“悬空”状态。

　　“话语权”缺失加剧城市对农民工的排斥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认为，既无法参加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使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事实上的“政治边缘人”。刘开明说，农民工的“政治性贫困”主要缘于目前的体制。由于农民工缺乏话语权，许多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时很少考虑他们，缺乏为他们提供相关公共服务的意愿和职能，也导致农民工群体对政治的疏离感，加剧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排斥，阻碍了他们的政治参与，进一步弱化了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和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

　　记者调查中发现，缺乏组织依托是阻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最大障碍。针对湘、粤两地农民工的专项调查表明，只有21.5%的农民工所在单位成立了党、团组织；农民工所在单位或社区成立工会的比例只有16.2%，专门代表农民工权益的组织几乎没有；75.6%的农民工没有参加任何打工地组织，参加过所在单位民主管理活动的农民工也仅占12.9%。

　　在仅有的少数能代表农民工权益的组织中，能发挥作用的很少。据记者对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他们中大部分人认为工会在维护劳动权利方面“没有发挥作用”或“作用不大”。来自广西横县的农民工黄泽强15岁就出来打工，已经在广州番禺的10多家企业打过工。黄泽强认为，企业工会大都在老板的控制下，根本说不上话，当劳资双方有纠纷时，工会经常会站在工人的对立面，帮老板说话。去年发生金融危机后，就有一些工会的负责人出来“劝说”工人“自动离职”。

　　刘开明说，由于在城里既没有选举权又缺乏自我组织的能力和利益代言人，农民工的真实声音很难发出来。而一些媒体反映的农民工形象常常是被扭曲的，很多人把他们看成“盲流”，甚至是社会治安恶化的根源，他们的各种利益主张和需求也因此受到严重挤压。

　　防范农民工极端性抗争，应拓宽政治参与渠道

　　近年来，农民工因权益遭受侵害而采取极端方式抗争或群体性堵路、堵门等事件屡有发生。专家认为，与上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很少选择沉默，更容易选择极端、群体性甚至是报复性的抗争方式。

　　刘开明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主要限于经济权益，但必须看到他们与上一辈相比，更迫切在城市实现自我价值，对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渴望也在增强。

　　专家认为，要防范新生代农民工极端或群体性抗争方式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就必须正视他们在政治权利上的诉求，拓宽他们在城市的政治参与途径。首先应扫清制度障碍，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可以按农民工在所在城市居住时间的长短来制定管理制度，农民工应有的福利和权益通过相应的社区居委会负责落实，例如享受低保、子女免收借读费、参加社区选举和各项活动等。同时，还可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社区建立农民工自治组织，并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既有利于农民工权益的表达和保护，又方便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

　　其次，应纠正社会偏见，营造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社会和文化氛围。邓秀华认为，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存在排斥与歧视心理，农民工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参与城市公共事务更是一种奢望。因此，营造良好的社会和文化氛围，引导城市居民消除歧视心理，使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朝良性发展，也是推动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重要一环。

　　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组织化程度，是拓宽农民工政治参与途径的关键。对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除了政府和社会创造一系列制度和环境等客观条件外，还要通过教育以及自身的努力来提高。出于社会公正的基本要求，政府应多提供一些易于为广大农民工接受的有效的政治参与形式，如城市社区选举、农民工民意通道、农民工工会等。

　　让农民工获得政治信任感和认同感，是实现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突破口”。农民工之所以是弱势群体，关键在于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工群体数量庞大，劳资纠纷日益增加，仅靠政府有限的行政资源来维护广大农民工的权益很不现实。必须尽快将农民工纳入社区管理范围，积极发展农民工自身组织，改变“弱劳工强资本”的状况，使农民工能与资方进行平等沟通和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