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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森林”的白与黑

　　重庆，这个因水而兴的码头城市，其骨子里深厚的江湖文化背景——袍哥传统，是黑社会滋生的土壤

　　本刊记者 / 周华蕾 (发自重庆)

　　这间没有名字的洗脚房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附近。门面很窄，表面看上去是马路边的一间半地下室，走进才发现，其实是一栋老楼的第四层，紧贴着山城特有的悬崖站立着；客厅里悬挂“濯足养心”的字幅，里屋过道上却粘贴着麦当娜的半裸海报。

　　这个伪装成洗脚房的色情场所，只在夜里闪耀出桃红色的光。

　　店门口挂着“内部装修整顿”的标牌，马仔老杨光着膀子躺在沙发上，无所事事。这些天外头风声很紧，重庆洗浴场所的生意普遍萧条。

　　“神仙要修神仙洞，打雷下雨老百姓遭殃。”老杨念叨着。他坐过4年牢，一出狱又干回了老本行。

　　这是重庆暗黑世界里，最底层的一隅。

　　“霉的都是最有权势的”

　　此次严打从2009年6月就开始了，“市里有头有脸的大老板被抓了一大串”。除了老杨这些自认“遭殃”的人，更多公众兴奋得敲锣打鼓放鞭炮，或去市公安局送锦旗。

　　老杨的“大哥”姓吴，曾是重庆著名的金色港湾休闲会所的一位经理。这两年形势不好，会所关了门，“吴老大”的日子也不景气了。此人前不久一度被牵连到涉黑事件中，公安局查了他的个人户头。他说自己最大一笔入账的款子才二十几万，所以侥幸过关。

　　那之后，吴老大行踪飘忽，手机时而关机，时而“不在服务区”。

　　老杨至今不知道，洗脚房的幕后老板是哪个。他从来没见过老板，也从不敢过问，只隐约听吴老大提起，那是一名“转业军人”。

　　“不得越级汇报”“上下级单线联系”，这是老杨谙熟的规矩。暗黑世界的游戏规则，与袍哥帮会颇为相似，旧时有“欺侮袍哥妻女，三刀六个眼”，今天的规定同样严苛，比如“不得勾引大嫂”“不得欺侮百姓”“不得私吞货款”，违反者将受到惩罚，轻则剁指，重则灭口。

　　当然，按规矩，“组织”会给死者妻女一笔不菲的抚恤金。

　　“这回霉的都是最有权势的。”让老杨得出这个结论的是，被人们认为是圈子里最强势、最“稳坐泰山”的陈明亮也倒掉了。

　　陈明亮是重庆江州实业集团的董事长，渝中区人大代表。

　　2009年6月5日晚，他在大世界酒店的包房里被警方带走，这家酒店位于重庆寸土寸金的解放碑，陈常年住于此。事发当时陈明亮正和一群人在豪赌，旁边的桌上还放了毒品、现金和刀具。后经检测，陈明亮的尿样呈阳性。

　　他被警方人定为“最大的黑社会头子”——他不是犯罪性质最恶劣的一个，而是最有钱的一个，其资产达数十亿元，并顺利拿下了重庆市政府对面的黄金地盘，准备筹建一所五星级大酒店。

　　自1997年升直辖市以来，重庆的迅猛发展带来日益拉大的贫富悬殊。在“棒棒”依然满街跑的重庆，陈明亮作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率先开上了一辆价值700万元的宾利。他家衣柜里，连装玩具的包也是LV的。

　　而陈明亮财富积累的过程中也始终伴随着黑社会的影子。随着涉黑严打的展开，陈明亮事实上已成了一个惊弓之鸟，警方在随后的深入调查中，从他家里发现了大量抗抑郁药物。

　　随后，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赌博罪、组织卖淫罪陈明亮被逮捕。

　　继陈明亮后落马的，是涉嫌交通垄断的市人大代表黎强、涉嫌故意杀人的摩托界销售奇才龚刚模等亿万富翁。

　　8月17日，重庆市公安局公布了被执行逮捕的67名涉黑涉恶团伙首犯和骨干的相片，部分人员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政府“打黑”的铁腕作风引发了商界一阵恐慌。据香港《大公报》称，“在最近的打黑风暴中涉黑的富豪，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商被捕的人以及闻风外逃的人数量逾百”。有企业被撂下，也有房产成为烂尾楼。一位老板发现，重庆街上竟然多了一些无主的奔驰宝马车。

　　黑和白

　　雪球越滚越大。

　　重庆警方原先掌握的黑社会性质团伙有104个，但自“6·20”打黑除恶以来，涉案人数越来越多。“这刚揭开盖子，”一名警方内部人士说。

　　一位退休的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解放初期，鉴于重庆的陪都背景，公安在肃清异己分子上花了大力气，这里治安一直不错。但“文革”那番激烈的武斗后，重庆“乱套了”。小型的犯罪团伙开始崛起，但大多是诸如杀人、抢劫类的显性暴力犯罪，相对容易发现和缉拿。

　　“西部大开发必然会出现新一轮的人财物大流动，社会管理、控制和防范机制跟不上，社会治安随之也将出现新的情况、新的特点。”现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曾表示。

　　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几年来，重庆的黑恶势力开始膨胀。一些黑社会性质团伙，如同这山城，错落地生长起来。他们开始划分地盘、明确分工、壮大队伍，并且开始渗透并逐步转向商业化。

　　“这世道，白道不如黑道来钱快。”老杨叹了口气说，这也是不少马仔趋之若鹜走黑道的原因之一。而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重庆2008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有所增长，越来越多找不到工作的人又给这个城市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而近两年内发生的出租车罢运、“7字头”公交车事故，以及“3·19”枪案，更让主政者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