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
70年代是一个转折的时代。70年代最重要的大事件,是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革”的动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关键词:样板戏,地震棚,“的确良”,喇叭裤,恢复高考,包产到户,改革开放
“皮尔·卡丹”走进中国
1979年春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建起的“T”型台上,新中国第一场时装表演上演了。从没有过类似经验的中国,以十分慎重的态度应对,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与服装界的人员进入。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和他的12名模特上演的这一场时装秀,挑战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念。
皮尔·卡丹对中国的情谊,源于一幅挂毯。1976年,中国轻工产品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手工编织的挂毯《万里长城》,令皮尔·卡丹心驰神往。他斥巨资买下这幅挂毯。此后,皮尔·卡丹开始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运作。
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打开国门,皮尔·卡丹进入中国市场的念头不断被朋友们“泼冷水”:“中国没有时装,中国人不会给你一分钱!”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皮尔·卡丹在中国发展得很顺利。1981年11月,“皮尔·卡丹”品牌时装正式进入中国市场。1983年9月,皮尔·卡丹创建的马克西姆餐厅在北京开业。
继皮尔·卡丹之后,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也相继来到中国进行表演。见识了外国时装表演之后的中国人开始打扮起来,中国的时尚大幕由此拉开。
恢复高考:报名费5角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就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恢复高考制度。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谈话提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消息在全中国飞快地传播,年轻人奔走相告,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关于报名费,当时经政治局讨论决定,不增加考生的负担,只收5角钱。
由于准备工作紧急,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考试于年底进行,新生于1978年春入学。 这是世界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有关方面一时间竟来不及提供足够的试卷纸张,问题反映到邓小平那里,小平同志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选》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参加考试的人群年龄悬殊,长者已经年过而立,已婚或者已育,幼者才初开混沌。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40.1万多名大学生,占参考人数的二十九分之一。
80年代
1980年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粮食428斤;平均每人用于购买穿着的零售额为42元。城乡人民棉布消费虽未达到1957年水平,但穿着的质量大有提高。1980年皮鞋零售量达1.69亿双,比1957年增长8倍。购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等占用的零售额比重,由1952年的0.5%提高到1980年的24.5%。
80年代,始于这样一个并不富裕的基础,但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通向未来的信心。
关键词:下海,万元户,女排,邓丽君,迪斯科,时间就是金钱,小康
“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
1981年,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4年10月,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10所艺术院校在《北京晚报》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人体模特儿,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这则启事吸引了171个报名者,但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多数报名者要求不要公开自己的名字。
邓丽君歌曲走红大陆
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丽君的歌曲流传到大陆,那一首首诉说亲情、爱情、思乡或感叹人生际遇的歌曲,加上甜美温柔的旋律,在长期听惯了革命歌曲的人们耳中,仿佛天籁。
从某种意义上说,内地听众是通过邓丽君才知道了什么是流行音乐,然而在邓丽君红遍大江南北的同时,她的歌被批评为“靡靡之音”、“黄色歌曲”。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中,时任中央乐团独唱歌手李谷一演唱的《乡恋》,以优美的旋律和类似邓丽君的气声唱法,一下子流传开来,但随后,《乡恋》也遭到点名批评。有人撰文,对演唱者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用什么乐器伴奏一一提出商榷。
1983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再三犹豫后,最终决定让李谷一登台演唱《乡恋》,这标志着《乡恋》乃至邓丽君逐步得以“解禁”。
成了“万元户”不敢跟人说
“万元户”,一个80年代初很流行的词,也是许多农民羡慕的称谓。顾名思义,“万元户”就是家庭拥有万元以上积蓄的户,在当时是先富起来的代名词。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一篇通讯 《雁滩的春天》,报道了1979年末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里有六个壮劳力,当年从队里分了一万元钱,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李德祥成为我国首个公开报道的“万元户”。
“万元户”,掀开了中国人致富的潮流。1982年,上海嘉定一位农民陆荣根成为上海郊区第一个主动亮相的“万元户”。他公开宣称:“我承包养鸡,去年收入超过一万五!”
但是也有“不敢露富”的,湖北房县有个靠承包集体果园致富的农户,不仅大队 但是也有“不敢露富”的,湖北房县有个靠承包集体果园致富的农户,不仅大队干部以各种名义上门吃喝,连各种会议、上级来人都要他家管饭,搞得这户社员叫苦不迭。
1983年1月20日《人民日报》载文指出,“红眼病”是长期形成的“越穷越革命”的“左”的思潮和绝对平均主义在农村的表现。群众说,“红眼病”不治,致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致富的门路就打不开。
感情破裂可以离婚了
1980年,“感情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写入新的《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的第二部《婚姻法》,它将离婚自由的权力以法律形式明确肯定下来。从此,“感情不和”成了人们提出离婚时最常用的理由,而恩格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成了被引用最多的伟人语录。
1950年的《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除有协议离婚程序和诉讼离婚程序外,并无关于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的规定。为解决离婚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1950年至1980年均发布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当时的离婚标准被法官们称为“三看一参”:一看婚姻基础,二看婚后感情,三看离婚原因,四要参考子女利益和社会影响。其中“感情”二字已经出现,但还很微弱。
尽管后来国家对《婚姻法》作过多次修改,但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连同“感情确已破裂”的提法,已经载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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