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粮食

　　“卖难”、“存难”、“运难”

　　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连续几年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粮食大幅度增产，1983年，吉林、湖南、河南、江西等十几个产粮省反映，国家粮食收购单位多收购了600多亿斤粮食，而农民手上还存有400多亿斤粮食急于出售；到1984年，秋粮正在陆续登场，一些地方的粮食却已经“多得没有地方放”，粮库暴满，农村集市上粮价迅速下跌。

　　粮食“卖难”、“存难”、“运难”的情况突出，谷贱伤农，已经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一年9月，万里召集田纪云、杜润生、刘毅和我及相关人员进行了研究”，何康回忆。

　　会上分析，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全面增产，主要农产品供应紧缺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粮食生产，其总产已经从改革前的6000亿斤水平提高到8000多亿斤水平(1984年)，六年间增产2000多亿斤；而我国从1949年到1957年增产2000亿斤粮食水平，用了八年时间；从1958年到1978年再增产2000亿斤粮食水平，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应该说，改革以来粮食增产的速度较快，成绩很大。

　　但大家都认为，“总的说来，我国粮食生产仍然是低水平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较低，所以粮食过剩，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剩，粮食并没有真正过多。这种粮食“卖难”、“存难”、“运难”的情况表明，农村建立生产责任制后，农村流通的改革滞后，导致农业生产发生了种种不协调的现象，特别是其中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虽然曾经起了保证供给的作用，但现在它已不适应农村新的情况”，何康说。

　　这直接导致了这一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研究议题，即进一步改革农村流通体制的问题。会议明确在国家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从1985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生猪、水产品和蔬菜也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其他统派购农产品，也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这一在农村建立市场机制的大胆尝试，邓小平评价说在改革上“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

　　在接下来的1985到1988年，由于粮食连年减产，供需矛盾比较突出，国家平价粮食收支缺口扩大，购销价格倒挂拉大，国家用于粮油方面的补贴越来越多，这些不仅使国家财政难以承受，也给粮食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

　　“当时的情况是粮食流通体制不改革，粮食工作就没有出路”，何康说。

　　到1989年，粮食实现了增产，1990年又获丰收，市场粮源充足，牌市差价缩小，国家粮食库存增加。在这一年11月召开的全国粮食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指出，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积极而又稳妥地把流通体制改革及时引向深入。

　　对粮食的管理，当时强调的是既不能回到统购统销的老路上去，也不能完全实行自由购销，因此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要培育市场，搞活流通，做到有“统”有“放”，“放”“管”结合。

　　这开启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新的序幕，但更进一步的改革，则是1998年以及2004年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绝不能轻言解决了粮食问题

　　1982-1991年十年间，我国农业粮食产量每年增长8%，成为世界上最大粮食生产国。中国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和5%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农业部部长的何康继1986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之后，1993年获得了“世界食物奖”，该奖是国际粮食领域最高的荣誉，授予“为人类提供营养丰富、数量充足的粮食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因为诺贝尔奖里没有农业奖，所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农学家诺曼·博洛格博士在1986年设立了此奖。”何康介绍。

　　在何康获得“世界食物奖”之后2年，即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学者莱斯特布朗撰写了一部书，书名是《谁来养活中国》。在书中，布朗预测中国粮食在未来30年内将出现全局性短缺，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于粮食的需求。布朗的这一中国粮食危机论在当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学界的热烈讨论。

　　“其实，在此之前，1990年左右，国外就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不可能完全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到2000年每年必须进口5000万～1亿吨粮食”，何康回忆，“得出这一结论，他们有四个认识基点，一是中国农业的物质制约十分严重，投入不可能有显著增加；二是粮食价格扭曲，粮食市场壁垒不利于发展粮食生产；三是购销价格倒挂，补了消费，没有补生产，生产资金不足；四是中国不仅面临口粮问题，还面临饲料问题，不可能以肉代粮。”

　　“他们还认为，看中国粮食发展趋势不能以1978-1984年的速度为参考，而要以1985-1989年的低速度为参考”，何康认为这些意见值得我们研究，“但应该看到，制约粮食生产的因素不是不可改变的。增加农业投入，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价格政策，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经过努力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何康指出：“虽然中央确立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又是基础的基础’的战略思想，通过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政策，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千方百计增加农业投入，确保粮食生产，但关键是要落到实处，领导重视，大力增加投入和加强基础建设。”

　　何康回忆，“以1988年粮食减产来看，主要原因有自然灾害较重、种粮利益比较低等，但投入不足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1985-1989年农业徘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忽视和减少农业投入是基本原因之一。这个问题从农村改革一开始就存在，只不过是靠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靠着几十年农业基本建设的老本，问题暴露得还不明显。另外，农业投入有滞后效应，1985年粮食大减产之后，连续几年徘徊，除了价格因素外，投入的连续下降，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没有提高，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何康表示，“由于农业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没有增加，农业生产条件得不到改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直接影响到粮食产量。”

　　“从今天来看，对粮食生产来说，依然是政策、物质与资金投入、科学技术都不可少，”何康说。

　　“而且，从中国的资源与人口现状来看，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轻言解决了粮食问题。1990年我们提出到2000年粮食要达到5亿吨，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是不高的，按当时预计的12.5亿人口计算，人均只有400公斤，也就是1984年的水平。当前来看，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也不到400公斤，从世界范围比较，高于平均水平，但与欧美国家相比还较低，我们没有理由轻言解决了粮食问题”，何康指出。

　　采访结束，何康拿出了1993年他在接受“世界食物奖”时的发言，其中一段是：“未来属于敢于梦想且志愿工作的人。很多条件对我们都是有利的，我们正处于新兴科技的前沿，我们享有稳定和经济增长，我们有决心为我们的子孙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愿大家携起手来，把饥饿从全世界的词典里消除。”

　　他向本刊记者表示，他下个月要到位于甘肃、宁夏、陕西三省交界的甘肃省庆阳地区参加农耕节，这里曾经是农业始祖神农氏的故乡，但现在仍属全国贫困地区。他衷心希望通过这一盛大节日的推动，可以有助于庆阳和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人民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