剽窃论文的“联合署名”和“联名发表”，反映出学术不端与行政权力的“共谋效应”。这种“共谋效应”，使得学术研究从课题审批、经费支持、资源提供到成果评价，乃至发生剽窃后的处理，都或多或少丧失了公正和规范，污染了学术氛围，挫伤了真正献身学问者的积极性，影响了学术的健康发展

　　大学校长与其博士生“联名发表”的论文涉嫌抄袭，又一起事件最近被揭出。对于这种丑事的频发高发，许多人已对成因、危害等等作过分析和议论；但对其直接反映出的学术不端与行政权力“共谋”问题，还可进一步分析。

　　说“不知情”或“只是”帮助，美化自己遮蔽名利心

　　众多剽窃论文都是“联名发表”，耐人寻味。这类论文，署名在后的总是青年教师或者博士生、硕士生，而作为论文责任人的“第一作者”，颇多大教授兼大学校长、副校长。被揭剽窃后的调查结果大致相同：青年教师或者研究生是剽窃者，他在“第一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响当当的名字署在了论文上，为的是“方便发表”；现在事情败露，“第一作者”因为“不知情”，最多负“把关不严”、“疏于管理”之类的责任。

　　有些人觉得，那些大教授兼行政高管已经功成名就，无需以剽窃手段炮制论文发表来显示、证明自己，所以不像青年教师、研究生那样有“犯错动机”。而“第一作者”本人，在强调“不知情”、“没把好关”的同时，也以已有地位来说明自己不可表来显示、证明自己，所以不像青年教师、研究生那样有“犯错动机”。而“第一作者”本人，在强调“不知情”、“没把好关”的同时，也以已有地位来说明自己不可能、没必要剽窃，把自己清洗得一干二净。

　　说“犯错动机”，人们恐怕忽略了一个事实：“第一作者”眼下的地位，常常是以过去的努力和成就换得的。时至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受着地位的拖累，很难潜心研究学问，而忙于应付各类应接不暇的学术和非学术的活动，应付社会兼职，当了校长、副校长，更有诸多行政事务要做。他们当然需要“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使自己“可持续发展”，因此不免渴望发表高质量的论文。何况，承接和主持的研究课题总要结题，学术工作总要接受评估考核，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并不能例外。前不久，辽宁大学一个副校长及其学生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剽窃论文被揭发，这样的学术顶尖杂志，是同行看重的，副校长怕也不能不为之“心动”。所以，一概暗示“没动机”，推说“不知情”，或虽然承认知情，却又说“只是”为帮助学生发表才署上大名，我看是在美化自己，遮蔽自己的名利心。

　　学术界颇多拉大旗作虎皮的联名也是学风不正的表现

　　至于那些犯错的青年教师、研究生，乐于在自己的论文上加上大人物之名，是因为这能在相当程度上“简化”论文的审核程序，更方便地发表，不少剽窃之作就因此得以顺利过关。把既未动脑也未动手的人的“大名”署上论文，是对论文审核程序的一种干扰，是对学术公正的一种破坏。但我们不应忽视剽窃者可能有的另一种心思，把剽窃之作与大教授兼行政高管捆绑，即使败露，天塌下来也有“高个子”顶着——找把“保护伞”，既让大人物为自己斩获名利鸣锣开道，也借大人物为自己的过失减轻责任。从已被揭露的几桩事例看，有关部门对具体剽窃者的处罚都过轻，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投鼠忌器”的说法，也说明某些“联合署名”的校长、副校长的地位、权力，确实有用。

　　相对于论文剽窃事件中“第一作者”毫不承担责任或者免受处罚的结果，有人同情实际剽窃的操作者，认为处罚再轻，他们也当了“替罪羊”。不过在我看来，讨论剽窃者受到的处罚是轻是重，意义不太大；追究“第一作者”与实际剽窃者是否有“共谋”关系，意义就大些；而最值得关注的，是剽窃论文的“联合署名”和“联名发表”，反映出的学术不端与行政权力的“共谋效应”，这种“共谋效应”，使得学术研究从课题审批、经费支持、资源提供到成果评价，乃至发生剽窃后的处理，都或多或少丧失了公正和规范，污染了学术氛围，挫伤了真正献身学问者的积极性，影响了学术的健康发展。我建议“倒查”，看看“联名发表”论文的背后，当事人还有没有别的联手和共谋。

　　不少大型研究项目需要团队合作，发表成果时多人联名，实属正常。但联名如今也异化了，学术界颇多拉大旗作虎皮的联名、贪他人之功的联名、投桃报李如“礼物”互赠的联名、行政权利与学术名利交换的联名。这样的联名，哪怕论文过硬，不涉及剽窃之类，也是学风不正的表现，必须严肃纠正。(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