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

　　在电视还不普及，中国电视传媒业也很不发达的五六十年代，视听娱乐的主要节目，就是看电影。所以每当放映电影的时候，来看的人还是不少的，通常是住在西楼附近的人家和在西楼工作的干部。临开映前，在门厅买票入场，不论什么片子，放一部还是两部，都是两毛钱一张票。

　　放映厅是木质地板地，只是在沙发前，铺有地毯。多数男孩子看电影，从不老实地坐后面的椅子。觉得坐后面看效果不好，前面的大沙发都知道是为谁摆设的，即使没有首长来，也不会去坐。所以，孩子们通常都趴在沙发前的地毯上看。

　　沙发前的这块地毯，是孩子们平等相处的见证。不论是谁家的孩子，只要想在这前面看电影，就都在这块地毯上打滚。刘少奇的孩子。朱德的孙子，李富春的外孙子，无不如此。放映苏联电影《攻克柏林》那晚，因片子比较长，电影结束时，地毯上一片睡着了的孩子。

　　有一次，笔者和一些孩子都趴在地毯上，正等待电影开演时，王光美来了。她见我们趴在地毯上，就说这样看对眼睛不好，招呼我们坐在沙发上看。那是笔者第一次见王光美，还不认识她，知道她是谁，是后来在新闻纪录片时，看到她和刘少奇在一起。那次，我们终究没有坐沙发，但心里觉得这位阿姨等待小孩真好。

　　时间长了，我们知道在此看电影次数稍多的，有刘少奇一家、朱老总一家、董老一家、邓小平一家、李富春和蔡畅。和在春耦斋一样，杨尚昆此时成了西楼电影院的常客。

　　田家英的女儿曾立和曾自说：“在西楼看电影老碰到杨尚昆，一碰到他，他就拍着沙发对我们说：‘快去叫你们的爸爸来看电影，别一天到晚老写啦。’”

　　但是，田家英非常不爱看电影，他进西楼电影院的次数屈指可数。偶尔去看时，他都是在后面的椅子上一靠。因为他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电影院服务员看见他，就会请他到前面沙发上看。可他坚持不去，因为他是随兴致所至到那里去看一下，说不定看到哪儿不想看了，就走人。坐前面，一走动就会影响别人，所以他总是在后面随便找哪儿一坐。

　　王稼祥夫妇，是到西楼电影院看电影次数最多的首长之一。他们夫妇给人印象深的是从来也不坐第一排沙发，而是坐第二排。再有就是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们对朱仲丽的打扮印象深刻。

　　她总烫着发，略施粉黛，衣着也比较洋气，也许是在外国做大使夫人要讲究这一套的缘故吧。在中南海里平日像她这样打扮的夫人不多，与康克清、任弼时夫人、董老夫人、张际春夫人、胡乔木夫人比，就显出差别。“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特别丑化王光美，实际上王光美的朴素大方，在中南海里倒是很突出的。

　　并不是每个片子，都让孩子们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如果不打仗，不抓特务，也不逗乐，男孩子们就该环顾左右而自寻其乐了。那时几乎每个男孩子都自制有崩弓枪，对电影没情绪的时候，就用崩弓枪制造情绪。

　　他们崩放映机射出的光柱，黑色的小点子在光柱间飞来飞去；或把画面上的某个人当假想敌，一起射击，于是在前排的人就会听到银幕发出噗噗的声响；放映厅墙上边有些排风通气孔，百叶上积了一层灰尘，在纸弹弹击下会像雪花一样纷纷飘荡。

　　偶尔他们也会恶作剧，向观众射击。一次，刘少奇来晚了，他弯腰向前排的沙发摸的时候，有的孩子就向他射击了。那是冬季，刘少奇穿着呢子大衣，纸弹打在身上他并没有感觉。可警卫人员听到了声音，四下搜寻起来。刘源这才发现，被击中的是自己的父亲，连忙悄声传话：“别打啦，是我爸！”

　　“文化大革命”后，孩子们聚在一起，又忆及当年往事，说到此事后，不知是谁发感慨：“炮打刘少奇，是我们打的第一枪啊。比1966年可早多啦。”

　　在西楼电影院里，还发生过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事情。这里又要说到中南海里孩子重名的故事。田家英女儿曾立的小名叫小英；陈伯达的一个女儿，小名也叫小英；曾担任过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际春，也有一个女儿小名小英。

　　一次电影开映，因为孩子都没有老老实实地和家长坐在一起，一位妈妈找不到自己的女儿，“小英”“小英”地喊了起来。这下可好，三个小英不约而同地从地毯上爬了起来，齐声答应：“哎！”把在场的人都给逗乐了。

　　然而，也有让孩子们沮丧的时候，就是突然宣布放映内部电影。一些从东八所、南船坞跑来的孩子，要“跋涉”个十几二十分钟呢；还有那些平时住校，就盼着周末回家看电影的，一块“内部电影，小孩勿入”的牌子，就把孩子们挡在了外边。

　　每逢这种时候，孩子们总会不甘心地磨一阵，甚至取闹一番，但多数情况下是没有用处的。只好等电影开演了，卖票收票的管理人员进放映厅后，再悄悄来到门厅，把双开门推开一条缝，扒在门缝那儿看一会儿。(摘自《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作家出版社出版)来源：《书摘》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