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

　　中共领导机关内组织舞会，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当时是战争环境，中共领袖们工作也紧张，根据地文化生活也单调，就靠跳舞来调剂一下生活。

　　新中国初创时，紧张工作的情况并没有立即出现多少改变，或者说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领袖和中央办公厅机关搬进中南海，在紧张的新政协会议筹备，新政府的构建之余，仍旧以插空安排场舞会的方式，使领袖们松弛一下，运动一下，恢复疲劳。

　　舞场上的焦点，是几位最高领袖和他们的妻子们。所以一追溯春耦斋的舞会，孩子们就会记忆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会都准时到场，又准时离去的，是朱德朱老总夫妇。他们总是在8点15分左右，舞会开始了一会儿后，悄然走进春耦斋。

　　舞场上的朱老总，常穿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脚上则习惯穿黑色软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蓝色便服。他们两人一进舞场，就随着乐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着舞步的朱老总总是含着微笑，人们形容说和他标准像上的笑容一样。

　　已经是60多岁的朱老总，跳几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间歇的时候，他会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发旁，轻松地聊一会儿。他的记忆力相当好，同他聊过的人，下次再碰见，他还能叫得出名字，记得起聊过的事情。有时，他会被闲谈的趣事逗乐，此刻的笑容，就比标准像上的生动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时，总是安详地坐在和朱老总隔几个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发。春耦斋舞场内的椅子，什么样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软有硬，像是从不同的单位搜罗来的，也没有统一的布罩。可见在那个时期，领袖的娱乐场所也没什么讲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着朱老总“昂道阔步”。

　　有时，朱老总的鞋带松开了，康克清马上会注意到。曲子一间歇，她就走到朱老总身旁蹲下，边为他系鞋带边说：“老总呀，你的鞋带儿跳散啦。”系好后，她依旧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朱老总跳舞。

　　9点15分左右，康克清会提醒朱老总，回去休息的时间到了。“好，再跳最后一个。”碰上朱德兴致特别高的时候，他会提一点小小的请求。有时，朱老总的最后一个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终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来时一样悄然退场。

　　刘少奇到春耦斋跳舞的时间好像没个准儿，有时舞会还没有开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来了；有时则到朱德夫妇走了，他们两口子才来。后来他们的孩子稍大些以后，有时他们一家同时到场，有时王光美和孩子们来得早些。

　　到场早时，他们总是面带微笑，向认识的人点头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当乐队奏起了舞曲，刘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这一曲舞过之后，王光美就招呼舞场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刘少奇跳舞。她自己则到旁观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谈。多数人对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亲切随和，所以许多人都和她谈得来，也愿意主动和她打招呼。

　　在舞场的刘少奇也常常是一脸严肃，对此连孩子们也发现了。跟着叔叔阿姨们学会跳舞，听到春耦斋的音乐，就忍不住要去凑热闹的周秉德，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跳过舞。她说刘少奇，“舞姿很优雅，舞步准确轻快，但是他仿佛不太会笑，话也不太多，脸上总是严肃的慈祥，让人有点距离感。”

　　刘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场，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约10点半钟……这时，王光美又请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诉我说：少奇同志快要退场了，因为王光美同志总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场和最后一场，然后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与毛主席和周总理打招呼，他们都微笑着点头示意。一曲终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门口，穿好衣服走开了。”

　　毛泽东一般也是在开场以后才到，但有时他到得很晚，要10点钟左右才来。

　　如果乐队得到毛泽东就要进舞场的通知，音乐就会戛然而止，场内的灯光也会全部亮起来。到舞会次数多的人，遇到音乐突然停，灯突然全部亮起来，就知道是毛泽东要进来了。

　　毛泽东的到来，往往能使舞场的气氛为之一变。这种变化并不表现为外在的场面的热烈，而是人们内心的、精神的变化。正如一位舞会参加者描述的那样：“舞场的气氛也更活跃、更庄重，满场的人都兴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却听不到任何嘈杂、喧哗。”

　　乐队为毛泽东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浏阳河》。乐曲响起来，毛主席就带着挤在最靠近他身边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纷纷随之下场，舞会渐渐进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泽东跳过舞的人回忆说：“毛泽东喜欢民族音乐。每当听到他喜欢的《浏阳河》，他的目光立刻变得柔和了，情思悠悠，仿佛走进了一个梦里。舞曲换成了《步步高》，他越来越神采飞扬，双眸熠熠生辉，舞姿更加潇洒。”

　　关于毛泽东的舞姿，我们还是听听专业人士和做过毛泽东舞伴的人们的评价吧：

　　“毛泽东的舞跳得极其有‘份儿’的，他把陕北大秧歌和类似迪斯科中的动作融进了交际舞中。这在50年代的交际舞中，是很少见的，纯粹是毛泽东特色。文工队的舞蹈演员们也曾模仿过毛泽东的动作，却没有他来的那么从容、帅气。”

　　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让人感到含着几许崇敬色彩的修饰；相形之下，孩子们的回忆，则在平铺直叙中透着率真。

　　此刻，他们对舞场上的毛泽东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几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个头甚至一个头；另一个就是毛泽东的长腿大步。

　　汪东兴的长女汪延群说：“我几次去春耦斋，都是和小学的同班同学涛涛在一起。我们坐在一起观看几位领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还是快四、慢四。一次，涛涛问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几步舞？’我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一步！’我觉得，不论乐曲怎样变换，也不论是向前、向后或旋转，毛泽东都是均匀地一大步，一大步地迈，所以我认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别大，女舞伴得？两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觉是：“记得我与毛泽东伯伯跳舞，别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总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揽在怀中来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乐中随波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