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没做的DNA鉴定

　　“替身门”事件自始至终，给胡斌做DNA的呼声一直很高，“既然已经有人质疑胡斌是否是真的，那么就应该做DNA鉴定。这样做是对胡斌负责，也是对谭卓负责，更是对广大关注此案的百姓的交代”。

　　DNA鉴定，的确是回应质疑最有力的证据。但许身健博士对于有关部门未屈从于民众压力给胡斌做DNA鉴定，表示了赞赏:“现有法律没有相关规定。因为有人质疑而去给某人做鉴定，对被鉴定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赵国华律师介绍，今年7月，美国加州法院的一项最新决定，执法部门今后在破案过程中可以在证据缺乏的情况下把DNA的收集范围扩大到犯罪嫌疑人的亲属。虽然这一决定引发争议，但对美国当地的执法部门来说，至少算作“有法可依”。而咱们国家没有相关规定，“做DNA鉴定，只取胡斌的不行，还要采集他父母的样本作比对。但他的父母，在法律上并没有配合采集的义务，有关部门也不能强制采集。”

　　赵国华还提出，即使做DNA，也不能一定保证准确，“如果胡斌是被收养的，也不可能和养父母匹配。”

　　许身健博士也希望公众不要把目光盯在DNA鉴定上:“说到底，‘替身门’出现，是因为信任有了问题。如果缺乏信任，即使给胡斌做了DNA，还是有人要质疑，‘做鉴定的机构，是不是被收买了?’这时候，做了也白做。”

　　防掉包，法网应更严密

　　“东方法眼”网友王学堂一直关注这一事件进展。曾在广东佛山担任多年法官的他坦言，司法实践中，顶包事件时有发生，交通肇事案件中尤其多发。而且，由于各种原因，也确有被告人身份难以查清的时候，“我就见过按被告人自报的姓名写的判决书。我也在看守所见过标注‘无名氏’的监管牌”。

　　他给记者提供了一份刑事审判提纲，“没有统一格式，但各地版本差不多”。

　　审判长(下称“审”):现在开庭。请司法警察带被告人某某到庭，卸下械具。

　　审:被告人，你还有其他名字吗?

　　被告人(下称“被”):没有。

　　审:什么时间出生?

　　被:x年x月x日。

　　审:什么民族?

　　被:x族。

　　审:什么地方人?

　　被:xx地人。

　　审:什么文化?

　　被:xx文化。

　　审:什么职业?

　　被:……

　　审:家庭住址?

　　被:住……

　　审:被告人，你什么时间因什么原因被逮捕的?

　　被:……

　　审:是否被刑事拘留?

　　被:……

　　审:你以前是否受过法律处分?

　　被:……

　　审:被告人xx，xx人民检察院指控你……一案的起诉书副本你收到没有?

　　被:……

　　“这就是审判长查明被告人身份的全部内容。胡斌这个案子影响大，身份审查可能更严格一些。所以，我不相信胡斌会是替身。但按照上面的程序查明被告人身份，的确可能让被顶包者逃脱。”

　　如何进一步完善和严格遵守诉讼规则，以避免顶包事件发生，王学堂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公安、检察院、法院，各个诉讼环节都要注意当事人身份的查明，而不是简单对照身份证号码和自报姓名来识别;

　　第二，赋予被害人及其亲属辨认权。现行制度下，被害人及家属在法律上只是证人作用，“胡斌案中，死者家属根本没有在现场见过胡本人，而在胡关押期间，更不可能接触到他。法院回应说‘死者家属在庭审时并无异议’，这肯定是事实。但他都没见过被告人，怎么可能提出异议?”

　　王学堂还对目前刑事诉讼中“流水作业”的方式表示担忧。“‘做饭的公安’、‘端饭的检察’、‘吃饭的法院’，这种说法一定程度上符合现实。在这种模式下，检察机关‘端与不端饭’的自由空间，并不大，这就使得侦查活动缺乏检察权的有效和及时的监督，包括对嫌疑人身份查明。”

　　打错了靶子，“替身门”价值何在

　　随着张礼礤“现身”表明真实身份，和胡斌“现身”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一场本不存在的“替身门”，已走到尽头。

　　许身健博士表示，之所以会出现这一事件，和目前整体司法环境有关，也和杭州当地最初对事件处置不当有关，“草率地宣布肇事者车速70迈，之后被鉴定否认，导致公众的不信任。”对于当地司法机关主动回应公众质疑，他很赞赏，“但是，作为一个法律人，看司法机关怎么说百姓都将信将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相信，随着司法环境改善、司法公信力提高，类似事件，将不会发生。

　　针对这一事件，《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思考的问题是:“在当下的信任危机下，应该如何去质疑?是否可以理直气壮地怀疑一切?”他的观点是，越是在信任危机之下，越需要小心地去质疑，而不能毫无节制地以“信任危机”为借口，很随便和轻率地将怀疑指向一切，这样的墙倒众人推，这样互相强化不信任的怀疑，对那种四处弥漫的不信任推波助澜，只能加剧人际间的不信任，并最终将社会的信任体系推向崩溃。

　　王学堂却不同意曹林的判断。他认为，在交通肇事案件中，顶包很容易发生，一些地方也的确发现过顶替事件。胡斌案中，民众因为前后照片变化显著而质疑，是一种“合理的怀疑”。“尽管事实最终证明，在这一事件中，公众打错了靶子，从结果看，似乎并不圆满。但公众质疑对于司法机关和公众互动的推动，对于阳光司法的推动，将逐渐显现，意义不可低估。”(本报记者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