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最牛，只有更牛——西南交大副校长抄袭的丑闻刚过去，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及其学生谢鸣的一篇收录在某次学术会议论文集中的论文又被曝抄袭，而且是明目张胆地剽窃，将国外一位同行的论文删节加工一下署上自己的大名。(《中国青年报》8月4日)

　　论文竟敢作如此傻瓜的抄袭和剽窃，可见学术腐败已发展到多么荒唐的地步，又是多么无耻。更无耻的是这名被确认抄袭的博士在接受采访时竭力狡辩，说“没交注册费就表明不打算发稿”，言下之意即“抄袭论文未发表就不算抄袭”。一口一个“不知道你有没有投过国际会议”，一口一个“这个东西我就无法跟你详谈了”，故弄玄虚又虚张声势，仿佛记者这个外行根本不懂他们这行的深奥规则。最后，还带着警告口吻告知记者“我导师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你也应该清楚了，希望你能公平公正地把这件事情还原出来”——不以抄袭为耻，不反思自身错误，还想把自己扮成不想连累导师的英雄。一件臭名昭著的抄袭丑闻，再怎么客观还原、公正描述，还能还原成一篇“赞扬你抄得很好”的颂词不成。

　　这名博士对抄袭不当回事，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无耻，也映射出学术圈很多时候在抄袭问题上已丧失耻感。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这个看起来很纯洁的学术圈早就成为一个剽窃和抄袭泛滥成灾的“鲍鱼之肆”：“小抄”在观点上小心翼翼地悄悄抄，“中抄”公然大段大段地毫无技术含量地抄，“大抄”明目张胆地把人家的文章拿来略作删改就署上自己的名字，甚至连删改的工夫都省了。普天之下，还有几个学者在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论文？导师抄学生就跟着抄，还强调“别人抄我怎么不能抄”，不抄已成为古老传说。

　　生存于这样学术道德集体性溃败的“鲍鱼之肆”中，“抄抄博士”自然不会以“被曝抄袭”为多大耻辱了。这名博士在受访时一直回避记者“怎么看自己抄袭”的问题——他可能有难言之隐，因为这些话是不能拿到台面上和见不得阳光的：这种抄袭可能在学术圈内根本算不上多么恶劣的事，他身边或者他见过的就有不少，何况自己的文章又没有正式发表，只不过自己太倒霉，只不过自己导师的名头太大。前段时间，西南交大副校长因剽窃受到处理后站出来高调自辩，拐弯抹角地说来说去，其实有着同样的难言之隐。

　　学术界抄袭丑闻的频频曝出和变本加厉的丑，表明学术道德大面积地溃烂，学界已对此丧失基本耻感——比这更可怕的是，学术界对此已丧失自我净化能力。因为谁也不比谁更高尚，因为抄袭见惯不怪，因为不少人是学术失德的既得利益者，与抄袭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连(门生、领导、同事、同行、兄弟院校等)，所以学界对抄袭多的是护短、纵容、避讳和遮丑。此次武汉理工大学抄袭丑闻中有一位教授很值得尊敬，就是华中科大的熊有伦院士，涉嫌抄袭的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原是华中科大副校长，而熊院士却力主向作者通报论文抄袭并让学术委员会处理此事。

　　可在类似事件上，更多的是讳莫如深和遮羞护短，尤其是涉及校领导的学术丑闻时，学校沉默，教授沉默，同行沉默，兄弟院校也不约而同地遵守着互不揭丑的潜规则。正是学界失去了清除自身污垢的能力，学界无力清理自己的门户，抄袭才愈演愈烈。

　　这种情况下，惟有以舆论揭丑和公众鄙视来逼身染丑闻的学者保持仅存的耻感。学界已然无耻，但舆论必须零容忍，舆论必须帮着学界去净化。如果哪一天，连舆论都对抄袭丑闻失去痛感了，学术界的道德底线就退无可退了。如果连本应站在这个社会道德高地的学界都道德沦丧了，社会的道德重建又从何谈起？

　　可能类似年初浙大院士涉嫌抄袭，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对抄袭可能真不知情，是其博士生背着导师所为。但剽窃论文挂着自己的名字，周校长难辞其咎——报道说周祖德已成为中科院2009年院士候选人，看来，中科院得考虑一下他的资格了。(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