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八月四日电 题：迟福林：中国民间“谋士”多 智库谋求“不缺钙”

　　中新社记者 王辛莉

　　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迟福林院长近日心情愉悦，月前该院在北京举行改革形势分析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评价中改院“不缺钙”。

　　迟福林认为此言是对这家民间智库十八年探索的肯定。“不缺钙”正是中国民间智库多年谋求的境界：独立性，创见性。

　　智库，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由专家组成、多学科、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研究机构。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民间组织，但它力图使自己的主张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

　　中国古时即兴“谋士”。战国时代的苏秦，屡出合纵连横的高招而佩六国相印。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撰名著《智囊》至今广为流传，远播海外。

　　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服务政府为目的“智库型”机构大概两千个。长期研究国内智库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今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从法律角度将民间智库分为三类：企业型、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大学下属型。

　　中国现代民间智库上世纪八十年代始现。中国第一家民间智库综合开发研究院于一九八九年在深圳成立。

　　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成立，次年乘着改革的浪潮，退出原隶属于海南省政府的事业单位身份，被改造成股份制、非营利性的法人单位，实行董事局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成为研究独立的民间智库机构，以“直谏改革，建言国是”为己任。

　　为何中国民间智库如雨如春笋般出现？

　　迟福林分析说，首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当今中国在复杂环境下进行开放、市场化的经济建设，对智库的需求较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其次是中国改革发展的产物。在过去思想禁锢的时代绝不允许智库产生。民间智库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走向进步的重要标志；其三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需要更广泛地和世界对接。通过民间智库和世界加深交流很有必要；其四中国社会涌现一批有抱负、有思想热心于智库的知识分子群体。

　　中改院探索中国特色的民间智库发展模式，经过十八年的实践，形成了“官方背景、民间机构、事业法人、企业化管理”的研究体制，其发展模式被学术理论界称为中国政策研究领域的“中改院现象”。

　　迟福林介绍，中改院以“客观性、战略性、网络性”主导和支撑独立性、创见性的政策研究。客观性即敢于反映客观实际问题，而非揣摸领导意图。十八年来，中改院提交改革政策和立法建议报告一百二十多项，前瞻性地提出改革股份制、社会保障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等，产生广泛影响。

　　“中改院八年前提出海南建国际旅游岛，八年后成为海南乃至北京上层的共识，说明当初的建议符合海南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欣慰地说。

　　中改院致力研究的战略性。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改院去年率先提出研究世界新兴经济体，为决策者提供新思路。建立一支多学科、国内一流的专家精英网络，是中改院提出“有见解、有骨气”的政策建议的另一个妙招，迟福林称此举是广泛集聚社会智慧。

　　在当今开放环境下，战略性研究须具备国际化视野，中改院开辟国际合作项目与学术交流，迄今举办论坛和学术会议一百八十多次。

　　中改院和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二00四年联合发起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迄今举办六次，“中国改革经验受到越南重视，通过民间智库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迟福林说。

　　然而，迟福林对目前中国智库的发展现状也有困惑。他坦言两大问题困扰着民间智库的发展。

　　一是体制，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身处不同体制，“民间”有时即被认为“异化”，为此他常遭遇质疑：研究这些敏感问题目的何在？

　　迟福林认为，智库不应以体制内外区别对待，评价智库的标准应是研究的贡献和价值。这是目前没有官方背景的民间智库很难发挥作用的症结所在。

　　二是观念，中国作为大国，它的发展不仅需要领导个人智慧，更需要社会智慧，智库是集合社会智慧的载体，但目前一些人对智慧价值的理解尚浅，不认为它“值钱”。他透露，作为院长，他的三分之二精力用在筹集办院经费上。

　　事实上，民间智库遇到体制、经费等瓶颈外，还面临公平竞争、人才建设、税费政策等不公待遇，和政府沟通的管道亦待畅通。

　　但是，迟福林对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前景看好。

　　他说，目前政府决策对智库的需求是需大于供，“未来五至十年，中国民间智库将加快发展，”民间智库在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巨大发展空间；改革为民间智库体制探索提供了新路，同时随着社会认可度加大，民间智库的发展环境将得到明显改善。

　　“随着中国与世界对接力度加大，提高民间智库的影响力也是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他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