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

　　我觉得首先这次能够最后快速的得以解决，真是让我们很担心的一种局面，大家也都在议论，当事一下子闹成了这样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重视度也就增加了，否则也不会有7月31日长沙市委书记亲自到现场，之后你发现，你看这两天解决的速度之快，买单的力度之大，都解决了。就会让很多人去想，我们是不是也该这么做，才能把问题得以解决，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模式。如果我们能更主动地去解决，成本会低得多。尤其这次我们别忘了，还付出另外的成本，那就是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的成本，那也需要很多年才能够去弥补。

　　另一方面，我觉得要有新的渠道，我觉得媒体监督的常态化，另外法律的途径等等，很多因素共同行使起来之后，恐怕就不至于说我只能找一个门，这个门不帮我解决，我就解决不了，如果解决问题的通道很多，并且都能形成有效，监督形成合力的话，这可是十七大报告里明确强调的，要把监督形成合力，一旦形成合力的话，此路不通，另一个路是通的，这块不亮，另一个地方是能亮的，所以总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主持人：

　　我们接下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的教授王灿法，王教授。

　　王灿发(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

　　你好。

　　主持人：

　　刚才我们在演播室里说到一个对环境污染的事件，各方面形成一种合力，站在您这个《环境法》的角度来看，哪些方面都应该共同参与进来？

　　王灿发：

　　这个案件反映了当地的环保部门监管不利，像这样造成大面积的人群受害，而且时间这样长，如果环保部门稍微履行点职责的话，也不至于这样。

　　主持人：

　　还有一个问题，这件污染事件已经造成了几个人因为受到了重读的污染而死亡，像这种事件发生之后，仅仅把两个环保官员撤下就完了吗？

　　王灿发：

　　我觉得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什么呢？像这样的一个企业，按照原来《环保法》的规定，它要建的时候就要做环境影响评价，还有按照“三同时”来进行建设，这些手续做了没有，如果环保部门没这么做，后边有没有政府在后边有干预，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应该查的。

　　主持人：

　　另外王教授，国外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会用到一种叫公益诉讼，在我们国家，这个是不是可行？

　　王灿发：

　　公益诉讼现在在中国已经被披露好多年，但是真正提起公益诉讼的很少，有的说是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有的说是最近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两个公益诉讼。但是由于目前《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没有规定，非直接厉害关系人向法院起诉污染者和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所以公益诉讼提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主持人：

　　好，谢谢王教授。

　　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咱们应当关注，当这样的环保事件还是发生的时候，怎么能够追究相应人的责任？

　　白岩松：

　　其实刚才你之所以问到公益诉讼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先例，广州有一个区的检察院，最后以原告的方式，起诉了一家污染企业，检察院，这几乎是没有先例的，最后果真告倒了这家污染企业，但是它毕竟还是太少，也需要我们的法律相关的去解决。

　　这件事情发生完了之后，有两个要点我觉得是要放在这儿的，第一个，我们应该让我们真正的环境监测部门日日监测，扮演老百姓的眼睛，而不能让老百姓的身体作为监测部门的一台仪器去运转，最后是通过老百姓身体出现了问题，检测出环境有问题。

　　主持人：

　　但这件事情是眼睛还在，但是被布蒙上了，你怎么办？

　　白岩松：

　　接下来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强调在环境方面，随着各地意识的增长，一票否决，而且在法律上要赋予他这方面的执法能力。

　　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政府不能再有侥幸心理，当他在有苗头就能够治理的时候，就要尽早地治理，否则将来后患无穷，你要买更大的单，而且丢失的东西是很多很多的，从形象到具体的这种财政。而且很难的时间能够弥补回来，更不要说被镉污染，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地有的时候需要20年，甚至30年，不断地耕种，不断地销毁，不断地耕种，不断地销毁，最后才能复耕，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

　　主持人：

　　你看我们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的时候企业的利益和政府追求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吻合的。

　　白岩松：

　　所以我觉得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了，否则就不会由又快又好，现在变成了又好又快放在前面，而且很多地方都在提环境的一票否决制。你要知道要长期监测，企业一开始为了自己能够生产，当然要懵你，一定要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