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所以这个事儿一开始2004年4月开始投工生产，投建生产，当时就有村民反映有中毒的情况，既然马上就反映，就说明当时它并不合标，为什么当时批。

　　另外一个，五年下来这么多的举报，另外刚才你也介绍了，湖南是一个有色金属，湘江也是一个污染的非常严重的河流。

　　白岩松：

　　没错。

　　主持人：

　　这些事情都应该防患于未然，早早就想到。

　　白岩松：

　　你想想它2004年的时候开工生产，2006年的时候株洲就发生过这种镉污染，然后连今年4月份的时候，湖南省的环保局也知道重金属对湘江，以及对水域的污染是它的大问题，而且湖南本身就是在重金属的生产方面是全国非常有代表性的省份，积累的问题恐怕这件事情仅仅是一个苗头，应该有一种更好的普查。所以当时节目一开始我用了三个词，回头去看，是利益问题，当初招商的时候是热热闹闹把人请来的，这个企业是当初招商把人请来的，你就知道为了解决当地的GDP，睁只眼闭只眼。然后环评的部门恐怕环评一开始通过了，这五年期间是否再有作为，如果要是稍微认真一点监测，已经500和1200米都由重度到轻度都能够测出来，稍微一查都知道有问题，显然没作为啊，是麻木造成的，是有相关利益造成的，还是渎职造成的？当然现在它的环保局的局长和主管的副局长都已经被撤职了，但是我想仅仅他们被撤职还不能详细地解读完这个事，痛心疾首，我觉得很多的地方，包括其他的政府，也应该引以为戒，否则的话小处不着眼，将来买大单。

　　主持人：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发生在湖南浏阳的这样一起镉污染的事件。其实在上个世纪的中叶，我们的邻国日本也发生过镉污染的类似的事件，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来看一下，回顾一下历史。

　　(播放短片)

　　解说：

　　1931年，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出现了一种怪病，病症初期是四肢关节疼痛，几年后，患者全身各部位会发生神经痛、骨痛现象，到了患病后期，患者骨骼萎缩、四肢弯曲、脊柱变形、骨质松脆，就连咳嗽都能引起骨折，最后病人卧床不起，病态十分凄惨。这种怪病引起当地人的极度恐慌，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只能根据病人不断地呼喊，痛啊，痛啊，而称其为痛痛病。

　　直到30年后，日本医学界才发现痛痛病的缘由，原来在日本明治时期，三井金属矿业公司在神通川上游建了一个铅锌矿厂，在铅锌矿石中含有一种叫镉的金属，这个工厂在洗矿石时，将含有镉的大量废水直接排入神通川，使河水遭到严重的污染，河两岸的稻田用这种被污染的河水灌溉，生产出来的稻米成为镉米，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人们的慢性镉中毒。后来日本痛痛病患区已远远超过神通川，向其他流域蔓延。

　　1961年，富山县成立了富山县吴地方特殊病对策委员会，开始了国家级的调查研究，12年后，法院最终判决原告胜诉。事实上日本在上个世纪工业飞速发展的同时，工业污染和各种公害病也随之泛滥成灾，除了痛痛病外，水病、四日市哮喘病等四大工业病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日本的工业发展虽然使经济获利不匪，但难以挽回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贻害无穷的公害病使日本政府与企业为此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

　　仍以痛痛病为例，判决生效后的20年，被告公司对受害者的赔偿为7.43亿日元。对农业损失的赔偿为17.5亿日元。此外，为减少河流受进一步污染，政府每年投入6.2亿日元。

　　如今，与日本一海之隔的我们，正走在日本曾经走过的工业化道路上，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据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达到2830亿元人民币。

　　字幕提示：

　　广东韶关大宝山矿区从1970年开采至今，水土流失严重，其中含镉、铅致癌元素。位于大宝山矿附近的上坝村，人口3000多人，从1987年至2005年，已有250余人死于癌症，近四年来，上坝村仍每年有10人死于癌症的。

　　从2009年4月23日起，吉林化纤厂一千多人出现头晕、呕吐、手脚发麻、嗓子发干等“中毒”症状，事后安监总局证实，附近生产苯胺的康奈尔化工发生泄漏事故。

　　2009年6月，山东东明县有关甲状腺病高发引起恐慌，当地居民怀疑是环境污染严重所致，东明县是化工大县，境内大大小小的化工企业多达30家。

　　广东省汕头市贵屿镇，80%以上的家庭从事废旧电子电器及塑料拆解加工。由于采用露天焚烧，强酸浸泡等，原始落后方式提取贵金属，随意排放废气、废液、废渣，当地污染严重，当地所有河水，早已无法饮用，很多民工都感染了皮肤病，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或消化系统等疾病。

　　解说：

　　看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这仍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主持人：

　　我不知道岩松你从历史的经验教训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刚才我从短片里面注意到一个数字，就是造成了环境污染的企业20年一直在赔，而且是巨额的赔偿，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启发？

　　白岩松：

　　在日本因为造成污染的是一家大企业，所以通过漫长的诉讼，在50年代初的问题的时候，从70年代开始诉讼，漫长的诉讼，最后他一下要赔5700万日元。但是当我们现在面对今天具体的案例情况下的时候，这个不算太大的小企业已经永久关闭了，只能是政府买单，我说政府这冤大头够大的，但是你仔细又一想的话也不冤，因为如果你当初要是监督有力的话，会出现最后去买单的情况吗？

　　我在这儿要讲一个13年前的例子，当初我去采访淮河水，当时在河南的周口市采访莲花味精厂，那么莲花味精厂是一个外在感觉治理得真好，它的厂长李怀清可以拿治理完的水喝一口，名字也好，李怀清，人大代表。但是我们到了之后，很快发现了在他给摄像机拍的排污口之外，另外还有偷偷排的污水，我们就把偷偷排放的地方用矿泉水瓶装了水带过去，到办公室采访他，他在那儿跟我说我都能喝怎么怎么的，这个时候我从包里一下子把这个瓶子拿出来放在了他面前，他一下子闭嘴了。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今天要讲呢？我们人生地不熟的一个摄制组，到了那儿之后都能迅速地找到那个偷排的污口，当地的环保部门如果想找的话，岂不更容易。那好了，你仔细地一想，他为什么不找呢？第一个，不愿意找，第二个，也不想找，为什么不想找呢？不想找的原因就是这家企业在当地的GDP占的含量太大了，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包括社会稳定等等很多因素在里面。恐怕我今天还要加上一个，还有一个是不能，现在在全国很多各地，什么意思不能呢？表面上嘴上都在说环境很重要，但是环保部门真到要下决心痛下杀手的时候，它的能力又很微弱，你看今年湖南省4月份的时候，连湖南省的环保局局长都希望湖南的环保局能升格，在省里头，我觉得潜台词的背后就是在当地环保即使发现了问题，执法能力上，在现存的环境中也很弱，在不是一个湖南的问题，全国很多地方都是如此。

　　主持人：

　　当我们返过头来看举报了五年的事件的时候，最终这几天稀里哗啦就得到解决了。我们可以看，五年了，村民一层层的举报，都是向环保部门进行举报，在框架内进行解决，希望这样。但是最后还是通过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用一种来吸引别人注意力的方式得到解决的，你觉得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