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萌：有人说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做这么一个开胸手术肯定说明你这个性格是挺倔强的一个人，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这种？

　　张海超：这段时间反正是我觉得是的，反正做什么事情都没有这么固执，没有这么坚持。

　　李小萌：是什么让你变得固执了，或者说变得坚持了呢？

　　张海超：说白了原来就是为了活命吧，也就是那时候也为我家人，也为我自己。

　　李小萌：尘肺3期现在是这么确诊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张海超：3期也就是尘肺病的中末期了，因为判断这个是按粉末占肺部占据肺面积多大这样分。这个具体后边会发展成什么样，我也不太了解。我家人看了这个都感觉挺害怕的。

　　李小萌：你自己怕吗？

　　张海超：我自己感觉到没什么。

　　李小萌：没觉得怕？

　　张海超：没觉得怕。以后我可能是丧失劳动能力了，但是家里边不能给他们体力上或者是经济上的资助，以后我还是得撑下去，还得给他们一个精神上的支持，这个人在家里边看到挺高兴的，不想给他们太多的负担。

　　李小萌：我知道你是1981年的，我心情非常复杂，因为在我眼里你还很年轻，现在碰到这个情况，和你之前走进社会之前的想象差别大吗？

　　张海超：前段时间我还想，人家都为以后的美好生活奔波呢，我没准哪天不在了，我到底是图什么呢，其实我悲观的时候有时候就那么想，没准哪天又有病，又不能看，没准哪天不在了，我为谁干啊，悲观的时候就这么想。基本上那时候这个人，像打仗的战士一样，好像没有战斗的勇气了。

　　李小萌：现在呢，这种悲观情绪出现的还多吗？

　　张海超：不管说以后为我，为我家人，为这个社会，我会看我以后的康复怎么样。我会努力干点什么，从小了说，做家人吧，不管说精神上的支持，会尽力所能及的吧。

　　李小萌：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躺到手术台上，然后做这么大一个手术，那些情景的时候，内心会觉得委屈吗？

　　张海超：到现在为止没有后悔，没有说因为这个不值，没有这种想法，包括我在手术台上，其实我上手术台是自己走着去的，不像说做手术了，腿都软了，手术室那个大夫去病房接我的时候，我就说你推着车在前面走，到手术室以后也是自己躺手术台上的。那个大夫就问我，你用不用止疼泵，我先问他多少钱，具体的价格他没告诉我，大概不到一千块钱，我说要是不用那个呢，他说不用那个会比这个稍微痛苦一点，我说那我不用了。不用那个还得我本人签字呢，我说那我就给他写上同意不用止疼泵，因为没钱，那时候考虑到。

　　李小萌：手术完成多长时间你就醒过来了？

　　张海超：四点半从手术室推到重症监护室，醒过来就是六点多钟。刚做完手术那天，等于说大夫已经告诉我，已经确诊了，是职业病尘肺。

　　李小萌：那时候你还在床上躺着吗？

　　张海超：对。我知道这个结果也就是做手术那天，6月22号晚上7点多钟大夫去重症监护室看我的时候告诉我这个结果，就说海超你已经确诊了，就是职业病尘肺。那个时候我家属，我那个时候不是特别难过，因为什么，已经确诊，不管说以后定治疗方案，或者是以后赔付，都看到希望了。

　　李小萌：确诊了一个挺严重的病，觉得没那么沉重，反而觉得轻松一点了？

　　张海超：对，但是后来包括原来我那个工作单位有关部因为只有郑州市职防所才是法定的有资质诊断职业病的单位，考虑到医学院没有资质诊断这个，公司方面就不予认可。

　　李小萌：那这时候你觉得你的努力全白费了吗？

　　张海超：那时候比刚做完手术那时候失望，的确失望，因为还得去有资格的单位拿到诊断证明。反正我这个时候也没敢想我这个路到底会走成什么样，原来我是这么分析的，企业或者有关部门不认可这个，我拿着开胸的医学证明，继续去做申请职业病鉴定，那时候我没想到，我以后精力上需要付出多少，那时候我就简单的这个，经济上因为我在做职业病鉴定，那个费用大概六七千块钱，那个鉴定以后即使给诊断成这个了，下边再走司法程序，就是这赔付什么的，到时候那个代理费就得几万块钱，光在经济上预算我估计还得好几万块钱。

　　李小萌：你现在能感觉到一点，跟命运抗争之后的这种稍微有一种坦然或者一种释然的感觉吗？

　　张海超：有，现在有。最起码最终我应该是能争取到我应该维护的那点权利，但是这么长时间，可以说赢的是我，输的还是我，我赢的可能是赢回我那点应有的权利，输的可能耗的是我生命，输的也是我的精神、精力。

　　李小萌：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赔偿呢，除了治疗以外？你心里有一个目标吗？

　　张海超：我现在还不好说，因为这个得看用人单位和相关部门是怎么处理这个事。

　　李小萌：你这个职业病的诊断证明都在这了？还有可能出现变数是吧？

　　张海超：这个也有律师帮我分析了，到时候比如工伤认定也认定了，劳动伤残也评了，比如说劳动仲裁给那个仲裁了，需要赔我多少医疗费，到时候公司那边还有一个月什么的，那个事情还要往后边拖呢，要是仲裁不成，旧要走司法程序，这个程序依然是挺漫长的。

　　李小萌：有专家说，也许因为你这个事情，《职业病防治法》都有可能会改写，你听说这样的说法？

　　张海超：我听说了，我感觉《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的就是说农民工职业病诊断这一块门槛是有点高了，农民工决定维权的成本太高了，作为企业来说，他们那个违法成本太低了。

　　李小萌：接下来除了治病之外，你对自己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张海超：我也想一方面有效治疗，康复以后找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到时候帮家里边干点什么，找个劳动力稍微低点的工作。

　　李小萌：以前当你还能比较正常地挣工资的时候，把女儿送到郑州市很好的幼儿园去上幼儿园，现在她已经回到家里了，因为钱的问题，如果一切情况好一点之后，你还希望把她送到幼儿园里边去吗？

　　张海超：是。包括前段时间我做完手术那阵，我媳妇在郑州上班，我女儿问我，爸爸什么时候让我去郑州上学啊。

　　李小萌：女儿问你，你怎么说？

　　张海超：那时候我就说，等爸爸病好了以后，挣钱了让你去。因为像我这个事，也都知道，我今年春天的时候人家的孩子是上幼儿园，我们家孩子天天跟着我去上访。

　　李小萌：你能预计吗，最快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再送女儿去郑州上学？

　　张海超：这个得看我以后的经济能力，这个我自己也不敢说，只要我有能力，你就别说我现在孩子那么大了，去年刚两岁的的时候，两岁零两个月就给她送到好点的幼儿园去接受基本上好点的教育，这一点上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只要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