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厉声7月23日在接受央视网记者采访时表示,“7·5”事件不会影响到我国民族团结大局;对民族干部的选拔方面不会有任何变化,而且只会加强。新疆自治50多年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主要得益于我们国家正确的民族政策。
“7·5”事件不会影响我国民族团结大局
厉声主任说,新疆“7·5”事件是东突分裂势力的暴力恐怖犯罪,它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场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是由三股势力策划和组织的,他们的目的是破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这是违背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的,也是违背国家利益的,因此这一行为不得人心,遭到了各族人民的一致强烈谴责。所以我们说这个事件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民族关系问题,也不会从整体上对我国的民族团结大局构成影响。而且通过这个事件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三股势力它们破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险恶用心和罪恶实质,使各族人民更加珍惜和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政策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现在从整体发展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符合我国国情,并且成效非常显著的一项民族政策。这次“7·5”事件,尽管是东突恐怖势力精心策划的,但是最后它还是可控的,而且事态平息下来以后,人民很快便对这个事情开始反思。国家在短时间内控制事态,人民在短时间内开始认识到东突势力的恐怖犯罪对新疆社会造成的危害,对民族关系所造成的损伤,而且很快开始修复,这都是我们的民族政策在引导,也就是我们正确的民族区域政策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7·5”事件后新疆恢复需要三个阶段
厉声主任认为,“7·5”对乌鲁木齐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损失有很多,特别是在民族关系方面所造成的一些创伤,从意识形态层面的修复还需要一段过程。“7·5”事件与1997年发生在新疆伊犁的“7·5”事件的性质十分相似。“7·5”事件到现在已经12年了,它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民族关系方面所造成的创伤,包括一些对当地的投资等方方面面所造成的影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恢复。据此,厉声主任认为“7·5”事件后新疆恢复需要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形势上一定要遏制住暴力犯罪。不能说基本控制,一定要完全控制。“7·5”事件后,我们国家花了三天时间,应该说已经完全控制了。
第二个阶段是善后工作,一个是在人的问题上善后,第二个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善后,即迅速恢复社会经济。在这个方面,我们党和政府采取的措施比较得力,无论是民族关系的修复,还是在这次事件当中死亡人员的抚恤,包括对受伤人员的救治,心理辅导,以及包括社会经济的恢复。国家甚至动员了一些库存的国家物资,来弥补因为事件造成的社会经济方面的暂时性短缺。所以在这个方面,党和政府采取的措施到现在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稳定人心很重要,人心稳定了社会才能稳定,社会稳定才能谈上恢复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是要从中长期对新疆的未来的稳定和发展进行一些反思,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新中国建立六十年来还发生这么残忍的手段的暴力事件?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好好反省。
国家对新疆每年财政支持超百亿
新疆自治5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厉声主任认为,这首先是得益于正确的民族政策。在新疆实施民族区域政策,使各民族都能够感到当家作主,老百姓有这么一个心态,是为自己本民族的利益,为自己个人的幸福生活进行努力工作。
另外就是中央财政政策的支持,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就开始对新疆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即使中央该得的钱,中央也不拿走,放到新疆,而且还加一部分放到新疆。社科院在1998年的时候就此做了一个调研,他们用了1997年的资料。96、97年当时新疆总体财政收入是160个亿,其中地税和国税各一半,即国家和地方各占一半,按照规定,国税应该是国家得的,但是国家把这八十个亿留下来了,而且添了二十个亿,那一年的财政转移是一百个亿。据厉声主任估计,现在中央对新疆的财政转移支付已经超过了五百个亿。
厉声主任表示,在国家民族政策向西部倾斜,向新疆倾斜的情况下,新疆的社会经济正在稳步向前发展。
国家民族政策促进新疆“社保”发展、群众脱贫
“老百姓得到了多少实惠”是衡量国家扶持新疆发展的重要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厉声在接受央视网采访时表示,目前,新疆的社会保障水平略高于内地,当地百姓脱贫致富,主要得益于国家的民族政策。
由于新疆经济发展本身底子薄,要赶上全国的社保水平,国家给给了很大的政策扶持,实行合作医疗以后,个人的负担比例很少,大部分由国家负担。工作人员60岁退休以后,国家要给予生活保障,包括农村的少数民族群众丧失劳动以后,也会有社会保障。这些和内地都是同步的。 而且,新疆的九年义务教育全部是免费的,所有的教材也是免费的。
在脱贫致富方面,国家也给予了很大的政策倾斜,像南疆、喀什、和田、柯尔克孜等地,因为处于比较边远的地区,自然条件比较差一点,所以贫困人口要多一点,国家在这个地区所投入脱贫政策、扶贫资金的力度都是很大的。另外包括改善少数民族用水问题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原来新疆不少农村喝涝巴水,牛羊也在里面喝,所以经常引起一些传染病,自90年代上半期开始,国家开始对南疆进行“改水工程”,到90年代末,南疆所有的农村基本实现了清洁饮水。
“7·5”事件不会影响少数民族干部选拔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问题是中国政府关于民族政策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要使民族地区发展起来,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必须有一支人民信任、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这已经成为法律规定。
厉声主任说,民族干部的培养从新中国成立第一天起,就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视的一个事情,因为一个干部的成长,是一个过程,现在的自治区高层干部,包括现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维吾尔民族干部,都是我们新中国建立以后一手培养起来。民族干部,无论是在培养,还是在使用方面都得到了政策优惠。上大学是民族干部的一个主要来源,新疆大学的入学比例,少数民族要占60%,这是一个硬性规定,在干部的使用方面,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也要不低于50%,实际上现在已经到60%,特别是在南疆地区,这是从民族发展、尊重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角度体现出来的。
这次新疆“7·5”事件是东突势力是把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作为一个外衣,作为一个大旗把自己包起来,对民族关系造成了比较大的伤害,但是不会影响到我们干部政策,因为新疆要发展,就是要依靠当地各民族的团结,特别是要依靠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在中间起到一个核心作用,达到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团结,这个工作主要靠广大的民族干部去做。
现在的少数民族干部对这个问题认识很清楚,这是我们党多年培养的结果,有了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宗教观,他们在本民族中间所起的带头和领导作用,才能把民族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最终结合起来,通过国家的发展带动区域的发展,通过区域的发展,来带动这个区域里面的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所以,民族干部培养方面不会有任何变化,而且只会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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