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事件是一场政治性的暴力事件

　　熊文钊认为，新疆7•5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是由一小部分的宗教极端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和国际恐怖势力唯恐新疆不乱、唯恐各族人民安居乐业，他们相互串联、勾结、有预谋、有策划的实施的暴力打砸抢烧的事件。

　　熊文钊说，虽然三股势力表现形式不同，但是本质是没有不同的。他们一开始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沆瀣一气，三股势力纠结在一起，以所谓的民族独立为幌子，一方面制造舆论蛊惑人心，另一方面大搞暴力恐怖活动，破坏民族社会团结，危害新疆的社会发展。

　　熊文钊认为，这个事件和我国其他地方发生的由于就业、拆迁造成的事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些事件一般是因为相关群体对个别地方政府、企业或其他的社会组织，对某些措施有意见，意见没有得到及时疏通而发生的，带有一些临时性和偶发性的特点。

　　刘正寅持有相同观点，他认为，7•5事件是由三股势力在幕后操纵的一个政治性的暴力事件，所以它和我国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一般的经济问题都不一样。它不是一个民族问题，也不是一个宗教问题，也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刘正寅认为，中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是根据中国国情、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而最后确定的。中国的民族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说有56个民族，包括汉族和其他55个少数民族；另外一个层面又都是一个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更高的层面。所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际上是既尊重各民族的发展情况，又考虑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情况。

　　刘正寅说，实际上，新疆地区从非常遥远的古代起，就和内地和中原地区有着交往，在现存的一些文献，比如说《山海经》中就能看到一些关于新疆这个区域的记载。后来我们知道非常有名的张骞出使西域，进一步促进了中原和西域的联系，这种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原和西域，和西北边疆地区越来越密切。在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最后形成了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新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刘正寅强调，虽然地区叫新疆，但是这个地区实际上是中国的旧疆，它只是一个名词而已。

　　熊文钊解释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一个是根本的政治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另外一个制度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基本政治制度；第三个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三个基本政治制度。也就是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并不是照搬照抄苏联的，也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的，而是根据中国的情况，根据中国历史的情况来建立的这么一个制度。实践证明，它最大限度地能够满足各个少数民族平等自治，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一个制度。这一制度在加强我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团结，改善民族关系、巩固国防、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熊文钊说，中国是大杂居，小聚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疆自古以来，汉族也是它世居的民族。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民族区域制度是合适的，实行这一制度有助于把国家的统一和少数民族的自治结合起来，既维护国家主权的统一，又能够因民族制宜，因地区制宜。实际上这个制度来讲，我们觉得确实是一个有很多优越性的制度。当然，这个制度实施过程中，全社会各个民族，包括汉族也应该真心实意的认真对待和落实这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这个制度完善好，让这个制度能够发挥它更大的制度效应。从世界格局来看，还没有一个比这个制度更好的选择，这个结合是非常好的。当然，结合是需要非常高超的技巧，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们也应该要正视这个问题，完善好这个制度，发展好这个制度。

　　熊文钊说，民族自治的地方有一个法律规定，为了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政府由实行民族自治区域的民族来担任行政首长或长官，包括自治区主席，自治州的州长和县长。人大常委会由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的公民来担任主任或者是副主任。此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国家机关应当尽量配备适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

　　就新疆来说，现任的人大常委会主任是维吾尔族人，八个人大副主任中有两个维吾尔族，还有一个哈萨克族，还有蒙古族、回族各一个，常务秘书长也是维吾尔的，这是符合新疆自治区的结构的。另外，在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中，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都是高于同期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约4个百分点。在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新疆代表团当中，少数民族代表中所占名额的比例都在63%以上，高于同期在全疆人口所占的比例，就整个人口比例来讲，人大代表的人数也是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