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法院对醉酒驾车造成4死1重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人孙伟铭死刑。这一判决结果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有5位律师联名上书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判决量刑明显过重，而七成多网友则对这一判决“拍手称快”(7月26日《武汉晨报》)。

　　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恶性交通事故当事人的，不乏其例，但以此罪名判处醉驾者死刑的情况，尚不多见。从刑法理论上说，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孙伟铭死刑，可谓罚当其罪，因为孙伟铭醉酒违规驾车撞到一辆车后，继续驾车逃逸并再次发生交通事故，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其驾车逃逸的行为表明，他为逃避惩罚而罔顾不特定多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对恶性后果的发生持放任态度，属间接故意。

　　但许多醉酒驾车者认为，第一次撞人后，因为意识不清醒而不知已经撞了人才继续前行，接着撞到第二、第三甚至更多人，后面的行为不是逃逸，并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严重后果。其实这种观点是立不住脚的。因为法律认为，醉酒并不会使人“完全丧失”意识，只是程度不等地使意识模糊而已。即使驾车者醉酒后意识确实非常模糊，在驾车撞到第一人后也确实认不清自己已撞了人而继续前行，但法律仍认为其行为造成后果是间接故意———法律不允许酒后驾车，驾车者喝酒之前就应当理智地选择酒后不驾车，而酒后驾车者实际上是持一种极不负责的态度，发生严重后果的，承担法律责任理所应当。

　　所以，成都判决的警示意义之一，在于告诫所有醉酒驾车者:不要以为醉酒驾车造成严重后果只会以交通肇事罪判三五年了事，而完全有可能被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死刑———面对可能突如其来的严重刑罚甚至死刑，醉酒驾车者最佳的选择是:不要酒后驾车。

　　成都判决的警示意义之二在于，对民众关于有效防范和惩治交通事故方面的新期待和新要求，有关部门须及时地予以回应。从民众对杭州飙车案、南京醉酒驾车案的严重关注，到对兰州老人“怒砸”30辆违章车辆行为的“力挺”，再到这次对成都判决的“拍手称快”，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交通事故不断增长这一突出问题的焦虑。

　　应该说，这种焦虑是有客观依据的。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8年9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16803万辆，其中私人机动车保有量为12768万辆，占机动车总量的75.99%。2008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6万多起，造成7.3万余人死亡、30余万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超过10亿元，交通事故已成为老百姓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最大杀手”。

　　民众的焦虑虽然是通过为数不多的个案透露出来的，但司法机关对个案公平公正的处理，只是稀释民众焦虑的一个微乎其微的方面。民众更希望看到的是，司法机关之外的有关部门，能及时认真地总结这些个案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反思自身工作中存在的缺陷，积极主动地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惩治日益突出的各类交通事故，实实在在地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还老百姓一个踏踏实实的安全感———从这一点来说，尽管成都判决从法律上说还没有生效，我们还是希望这一判决能成为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一个新契机。